8月1日，长安福特福克斯开始在全国范围接受用户预订，这标志着又一款经典车型在中国登陆了。

　　然而，在福特为这款全球同步推出的新车在中国大力宣传之前，几乎所有知道福克斯的中国车迷都只记得它经典的两厢造型。无论是在欧洲市场紧逼高尔夫的福克斯，还是在WRC(世界拉力锦标赛)上屡拔头筹的福克斯，人们看到的都是两厢车。但是，同另一款经典两厢车标致307一样，进入中国的福克斯却是一款三厢车。

　　大两厢车——欧洲家轿之王

　　大两厢车是近年来欧洲新兴起的轿车流行车型。福克斯、标致307和此前进入中国的高尔夫都是典型的大两厢车。这三款车虽然属于两厢车范畴，但与我们认识的中低档、廉价的QQ、夏利、派力奥等传统两厢车有着很大的区别。它们除了在长度尺寸上比三厢车稍短外，在宽尺寸、高尺寸、内饰豪华程度、内部空间、发动机排量、动力输出、机械配置、车辆性能等方面与三厢中级轿车并无不同，在某些性能指标上，大两厢车还要优于三厢车。实际上，大两厢车已经不再是比三厢车小一号的小两厢车的概念了。

　　大两厢车是欧洲汽车市场上真正的主力军团，欧洲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资源特点造就了大两厢车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大两厢车的实用之处首先是占地面积小，驾驶灵活。由于欧洲有许多国家城市都非常古老，街道面积占城市比例小又比较狭窄，车子每长一点，在城市里转弯和停车的灵活性都会降低一分，两厢车优势相当明显。

　　其次，两厢车由于没有后背箱，制造时原材料使用少，整车成本低，且整车质量较轻，油耗也会相应的比三厢车低，这对于油价比中国贵2~3倍甚至更多的欧洲来说，消费者也是非常在意的。

　　没有后背箱的两厢车，在转弯时离心力较小，高速转弯时车子不容易发生甩尾，在运动性能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所以在设计这类大两厢车时，厂家一般都把运动性能作为设计的重点。

　　没有后背箱的好处还有，不必在设计车身外形时，牺牲后排乘员的头部空间来照顾整车的流线造型。两厢车充足的后排头部空间，使整车舒适性更高。装载大件物品时，两厢车比三厢车有更大的灵活性也是大家认同的。

　　大两厢车独有的不亚于三厢中级轿车的舒适性和卓越的运动性能，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对于既关注车辆本身的驾驶和乘坐品质，同时又看中两厢车经济、灵活特点的消费者，是最好的选择。

　　福特标致不敢拿大两厢车来冒险

　　中国人偏好三厢车，世界汽车业可能都知道。当年敢于“第一个吃螃蟹”在中国推出两厢富康的雪铁龙，恐怕体会最为深刻。

　　现在，距离富康登陆中国的日子已经过去10多年了，两厢车的命运也已今非昔比。富康热销、夏利冲上月销量榜首位、QQ成为青年购车族的宠儿等等，这些两厢车创下的辉煌战绩仿佛在证明，中国人的汽车消费观念已经改变了。但当对中国汽车市场再熟悉不过的德国大众，把世界销量第一、超越了所有三厢车的两厢车之王高尔夫拿到中国后，却遭到了中国消费者最无情的冷遇。

　　中国消费者对两厢车的无情排斥，让法国人和德国人着实交了不少学费，从标致307由法国的两厢车变成中国的三厢车，便可知法国人从自己的同胞身上、从德国同行身上吸取了多么深刻的历史教训。

　　8月4日，记者在采访长安福特销售公司副总经理柯冉迪先生时，提起了“大两厢车”这个概念，并且特意询问福特是否有在中国生产两厢福克斯的意向。柯冉迪的回答是：“两厢的福克斯确实是我们非常优秀的车型，但是是否在中国投放，一定要参考市场对这类车型的反应，看消费者的接受程度而定。”

　　标致在选择重回中国市场的关键车型时，不拿在欧洲最为畅销的两厢车，而推出了三厢车。其理由是：通过市场调研得出结论，在这一级别轿车中消费者更加倾向于购买三厢车。

　　看来，法国标致和美国福特先后在中国汽车市场遇到挫折后，都不敢用大两厢车这一尚未被中国消费者认识和接受的新“车型”来冒险了。

　　大两厢车前景还不容乐观

　　两厢车在中国的市场地位已经比前些年有了很大提高，大两厢车在中国汽车市场的销售数字也在稳步上升。2004年，东风标致307在中国销售了14000多辆车，2005年前5个月的销量就超过12000辆。据报道，一汽-大众北京区销售经理邱明亮表示：“在北京市场，高尔夫2003年7月到2003年年底月均销量为90辆左右，2004年上半年达到130~140辆，2004年下半年达到280辆左右，而今年上半年的月均销量已经达到500辆左右。

　　虽然大两厢车出现了可喜的增长态势，但与三厢车相比，其被市场接受的速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消费者把两厢车视为低档次、低价格车的代名词。记者在汽车市场曾经亲耳听到购车人对高尔夫的评价:“看那样子，不就是个大夏利么。”

　　记者向标致-雪铁龙集团提出了大两厢车何时进中国的问题，得到的答复是：两年之内都没有在中国市场推出标致两厢307的打算。而福特也同样持等待观望的态度。

　　从福特和标致的谨慎中不难看出，大两厢车在中国的前景还不容乐观。

　　本报记者 刘晶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