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Patrice Verg & Emilie Vie

　　1927年，雪铁龙公司开始酝酿一场全球探险行动，而这也将是汽车史上最为疯狂的一次远行。雪铁龙的履带汽车将重走公元前328年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走过的古代亚洲之路，雪铁龙的履带汽车将重走公元2世纪末由犹太商人、阿拉伯商人和中国商人共同开辟的“丝绸之路”。公元13世纪，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同他父亲和叔叔经这条道，穿过中亚和千里戈壁到达中国……

　　探险者们的远征车于1931年从黎巴嫩的贝鲁特出发，穿越喜马拉雅山，最终抵达北京。这次远行被命名为“东方之旅”，雪铁龙汽车历经十个月的漫长旅程，行驶16000公里，谱写了历史上汽车远行的传奇。

　　一个传奇探险的诞生

　　作为雪铁龙品牌的创立者，安德烈·雪铁龙一直期待着去探索那些陌生的国度。他渴望了解远方的民族和他们的生活。当然，远行也是汽车本身在技术方面的全面挑战。首次全球探险行动始于1922年到1923年穿越撒哈拉沙漠。在此之后，是跨越非洲大陆的一次伟大远行，即“非洲之旅”行动。全球探险行动的每一次远行都超乎预期地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争相阅读着媒体上如诗一般的行程报道，他们通过车队拍摄的记实片，分享着探险都在旅行中看到的异域景观。而探险者在旅行中的各种发现，也让科学家们在自然科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等各个领域上获益非浅。

　　1927年，安德烈·雪铁龙开始酝酿一场新的计划。他最初定下的探险目标是南极大陆，远行的名称被定为“白色远征”。但是这个计划很快便被迫放弃，因为汽车的南极探险必须沿途一路除冰，费用会过于高昂。于是它被一项新计划取而代之。新计划中选择的路线是当年亚历山大大帝和马可·波罗曾经走过的路，即沿着“丝绸之路”远行东方。在二十世纪初的西方人眼里，东方依然像谜一般神话，尤其在那个通讯设备还几乎不存在的年代，沿着“丝绸之路”进行“东方之旅”的远征，这毫无疑问是一项极富挑战和剌激的行动。

　　此时西方经济危机刚刚结束，这场危机使远征计划推迟了一段时间，但雪铁龙公司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在随后几年里，汽车设计、寻找活动参与者、路线的最终确定这些准备工作—一就绪。1931年，沿途各国的通行许可也最终获得，“东方之旅”行动己经万事俱备。

　　但这次远行也冒着极大的风险，雪铁龙车队将穿越中东地区、喜马拉雅山脉，最后来到中国内地，沿途除了沙漠和高山这些地理上的天堑之外，车队还要穿越战争纷飞的地域，这里不仅充满种种不安全因素，也经受着贫困的侵袭。当时，更让人担忧的是，雪铁龙并没有最终收到通行新疆地区的许可证。

　　为了增加这次远行成功的机率，探险队伍分成两支车队。一支“帕米尔”车队将从黎巴嫩的贝鲁特出发，随后穿越中东地区、克什米尔进入喜马拉雅山区，并在新疆和第二支队伍汇合。另一支“中国”车队将从天津港出发，从东到西穿越中国北部，奔赴喀什。

　　“帕米尔”车队有两位领队，一位是乔治·马利·阿尔德，当时他还在任雪铁龙公司的副总裁，另一位是军人出身的路易·奥杜安·杜布内伊，他自1926年起担任雪铁龙公司突尼斯负责人。这两位领队相互非常了解，当年正是他们作为负责人，成功地完成了“非洲之旅”的远征。在“帕米尔”车队中，他们将领导23位成员，其中包括机械师，科学家、医生、厨师、摄像师以及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画家等。

　　维克多·普万则是“中国”车队的领队，这支队伍由14位成员组成。这位英俊的小伙子虽然年仅29岁，却有着令人艳羡的经历。他作为海军上尉，25岁时在伦敦被任命为海军武官。而且在中国己有过几年的生活经历。在“东方之旅”行动开始之前，他于1929年被特派到北京，为中国境内的远行做准备，因为中国境内的旅行被认为是整个行程中最困难的部分，所以为了保证探险队未来的补给，他在几个城市己经事先储存好了一些生活必需品、燃料和机械零件，以备不时之需。

　　远行的汽车是一些为此次旅行专门设计的原型车，“中国”车队由七辆雪铁龙C6组成，它们重约四吨，最高时速成为35公里，前车轮配置了特殊轮胎，后车轮上有轻便的履带。每辆车都有着各自不同用途：发布指令、无线电通讯、医疗卫生、饮食和影片拍摄等。“帕米尔”车队配置的则是七辆更轻便的汽车，即可以完全拆卸重装的C4车，也同样装配有履带。

　　进入叙利亚后，探险者便开始遭遇困难。轻便的履带车由于负载过重，发动机常常过热，行程也因此不得不放缓。远行队伍只能迅速决定，御载一部分设备，以保证车队理想的速度继续前进。

　　穿越不同的国度，感受全新的民族风情，远行队伍的成员们此时都洋溢着热情和兴奋。

　　在快到叙利亚小城帕利尔梅的地方，车队开始看到令人心酸的场面，那是战争留下的惨迹。天气的变幻莫测也使远行的速度开始放缓，一场沙暴或是一场骤雨就会使得整个车队停顿不前。

　　车队己经进入伊拉克境内，从鲁特巴城到巴格达，虽然这里的居民承受着贫困，但见证了人类文明起源的幼发拉底河始终庇护着他们的生活。车队继续前行，在离开了伊拉克境内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后，他们进入游牧部落的世界。这里是土耳其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混居处，风景中也掺杂着代表不同信仰的寺庙和殿堂。

　　在启程一个月之后，探险者们进入波斯(今伊朗)。由于国家还处于不稳定的局势，车队是由波斯的军队护卫前进的。

　　伊朗高原此刻呈现在远行队伍面前。车队从德黑兰向外界发出第一篇旅途文章。同时，“帕米尔”车队也通过无线电报，第一次得到来自“中国”车队的消息。据称，他们在中国的行程被耽搁，但在收到的消息中，并没有说明任何具体的理由。各种疑问困扰着“帕米尔”车队，每个人心情都很沉重。

　　由于当地政府的过境许可被取消，起初预定取道俄罗斯的计划不得不更改，旅行的线路改经阿富汗向前。于是，在面对着喜马拉雅脉之前，远行车队将要经过的最后一站便是处于内战局势下的阿富汗。车队在波斯军队的护送下，由伊朗的麦什德进入阿富汗。通向阿富汗南部的道路仿佛是由一个个绿洲连接而成，随着路途的深入，各个地方居民的服装和习俗也逐渐变化，开始感受到亚洲的风情。所经之处，人们会在宫殿里为远行车队准备盛大的欢迎仪式，但再度踏上旅程的第二天，大自然就向着这些探险者们施展威风。

　　无论是沙暴，还是酷暑，都迫使汽车只能在非常缓慢的速度下行驶。车队成员开始疲劳，阿尔德也生了病。这个连接东方和亚洲的十字路口为车队带来了没完没了的麻烦。在穿过喀布尔山谷后，车队来到了巴米扬，两座威武的大佛是佛教艺术的崇高象征。在几个月的旅途中，这是第一次让人真正体会到，另一种宗教的影响己经替代了伊斯兰教。而车队中的科学家和学者们也尽情享受着对一种新文化的体验。

　　此是探险己经经历了三个月。从贝鲁特启程到喀什布尔谷地，车队的成员疲惫不堪。然而，前方的行程必定还充满着苦难。探险者们陷入一种越来越深的烦恼中，但他们都把恐慌深藏在心里，惟恐车队泄气。车队经过印度，来到喀什米尔山谷，而这里也标志着远行第一阶段的结束。因为现在面对着他们的，己是巍然矗立的喜马拉雅山脉了。

　　登顶世界屋脊

　　七辆车组成的车队沿途穿过沙漠、河流，以及刚刚经历了水灾的谷地，最后终于来到了神圣而伟大的世界屋脊脚下。在这次探险远行中，喜马拉雅之行也将会是最为紧张艰险的一段历程。探险者们只有从自己内心深处获得勇气，才能坦然面对这巍然耸立着的高山。

　　前进的速度需要加快。冬天很快就将来临，那时登山将变得完全不可能，因此必须要在降雪甚至雪崩之前完成攀登。但是在穿越一座座山口时，汽车的不便之处凸显出来。于是探险者们决定将车队缩编为两辆减轻负荷的远征车。而整支队伍也被分成三个分队，第一个分队的成员将骑马先行以勘探路况，并向第二个分队提示沿途的障碍。而第二个分队由阿尔德亲自带领，在第一个分队出发十天之后再开始前进，主要任务就是以他们的两辆履带车翻越山口。第三个分队则由奥杜安领队，他们将以马队的形式压阵。一旦攀登山口任务完成，留守在斯里那加城的其他车队成员及另五辆车将返回法国。对于那些无法将探险行动完成到底，不得不中途放弃的人来说，这项决定真的是太残酷了。

　　在登山的开始阶段，几场大雨的不期而至使得路面变得极滑。时间的紧迫和物资的匮乏使得第一分队无法完全清除路面上的障碍。履带车穿越整个高原地区一共花费了29天。沿途汽车不得不经过一些吊桥和狭窄的小路。当面临陡峭的弯道时，只有借助探险者的双手和千斤顶、才能保证汽车不至于坠入万丈深渊。道路两旁的岩石也只能用双手逐一搬开，而不能使用炸药，以避免引发泥石流的袭击。各项工作都非常艰难，因此不仅车队的前进非常缓慢，人也非常劳累。

　　当来到海拔4100米以上的地方时，远行队伍不得不面对厚约5米的积雪。马匹深陷进雪地。雪甚至淹没了马的前胸。之后的阿斯托尔谷地又是令人晕眩的急速下坡路段，人们不得不用绳子紧紧拉住汽车，以免汽车顺坡滚下撞在岩石上粉身碎骨。但是这些还不是车队所遇到的最后障碍。过了谷地之后，远行车队又要面对地震遗留下来的一个200米的地震断层面。尽管队员们己经筋疲力尽，而且士气低落，他们还是将汽车拆卸成一个个部件，每个部件的重量在30公斤左右，生活必须品开始变得稀少，在当地招募的雇佣工也几度想歇手不干。

　　十天后，第三支分队开始了攀登。而此时倾盆大雨使队伍身后的斯里那加城变成一片汪洋，几百人丧生，大部分建筑物被毁。

　　己经有几个星期，“帕米尔”车队没有收到任何来自“中国”车队的消息，直到8月4日，才有了一条来自无线电报上的短信。原来“中国”车队正被关在乌鲁木齐。但除此之外，“帕米尔”车队的人无法再了解到更多信息，言之不详的消息令他们深陷不安之中。身处喜马拉雅高原，他们深感有心无力，他们知道，能为同伴提供的唯一帮助，只能是联系外交人员，期待外交方式的介入，使“中国”车队的队员们重获自由。

　　分开了两个月之后，“帕米尔”车队的三个分队先后跨越了喜马拉雅高原，在克什米尔谷地的米斯加尔重新汇合。重逢之际，车队成员的心里只剩下了厌倦、疑虑、不安和疲惫，最初的激情和喜悦己经荡然无存。在海拔4900米的基里克山口，远行队伍开始向着第一个中国城市出发——新疆的塔什库尔干城。

　　通向北京之路

　　远行队伍己经出发了六个月。就在车队向阿克苏城前进时候，一支马队突然出现在面前，他们竟然是“中国”车队的队员！在几个月杳无音信之后，两支车队终于合到了一起。但是“中国”车队的领队维克托·普万此时并不在马队中，他正陪伴着新疆当地的军阀金树仁，为他的一场战役效力。重逢之后，两支车队的探险者们开始彼此讲述各自路线中的艰险和逸事。

　　“中国”车队的征途也同样不乏艰难的考验。在他们到达天津港后，车队为了准备出发整整花了两周时间。接着很快由于机械方面的问题，前进的步伐被迫延缓。汽车的履带一个接一个地松开，队员们只得等待雪铁龙公司从法国跨越整个西伯利亚为他们运输替换件。

　　重新出发后，车队虽然考虑到尽量避免沿途的土匪和强盗，但穿越戈壁滩时，远行人员还是感到不安。在1500公里的行程中队员们始终带着恐惧，担心汽车因为气候过热而引起火灾。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在沙漠中想奇迹般地幸存下来是不可能的。此后，在进入新疆边境时，战争的痕迹清晰可见。但车队不得不继续前行，穿越着战争地带。这里室外阴凉处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50度，这使得车队的前进举步维艰，车队人员也纷纷因水土不服而患病。

　　两支车队虽然重逢，但是他们的探险并没有结束，因为远征的目的是北京。虽然他们己聚到一起，但始终无法自由地离开新疆。他们的护照被没收。想要获得自由就必须以一些设备来换取。此时维克托·普万刚刚结束了为军阀的服务，也回到了大部队中。为了能够完成远行，队员们不得不等待雪铁龙公司按照官僚军阀们的要求，提供设备来换取“通行证”。等到设备抵达新疆，远行车队才终于可以重新上路。

　　车队随后进入吐鲁番古国的遗址。在这里，远行队伍员们与死神擦肩而过。由于一只烧煤的锅一夜未熄，队员们差点煤气中毒而死。但厄运并未就此结束，无线电报的联络也中断了，远行队伍从此与世界完全隔绝。

　　但是通往北京的路线依然困难重重。戈壁滩的冬季气温往往在零下30度以下。严寒使得汽车的发动机只能从早到晚地转动，以防止结冻。但是燃料箱内的储存使得车队只能在甘肃酒泉暂时停下来，而不能继续前行到甘肃张掖。远征队伍必须紧急去寻找当初埋藏在附近一个小城里的储备，最后在一个村庄的遗址里队员们才找到了这些物品，在此期间几次战争使得一切都面目全非，但远行行动终于可以继续向东方前进。

　　在酒泉，探险者们再次尝到几天囹圄之苦。这时正值战乱之际，所有的外国人都被当局视为疑犯。幸运的是，此前他们找到了埋藏的储备，虽然其中一部分被人盗走，但是必须的电容器保证了无线电报可以重新正常工作。远征队伍把被关押的消息发向了外界。当地的将军得知他们发报的消息后，担心南京政府方面会获知关押外国人士的消息，于是赶紧放行。

　　远行还在继续，队伍又重新出发。在寒冬里，沿途的每一个障碍都变得噩梦一样。队伍艰难地前进着，此时他们己经来到了黄河岸边，但渡过黄河却让他们花费了三天时间。由于一辆汽车陷进了冰里，将它重新捞出冰面就用了八个小时，队员们也都伤筋动骨。此外，摄像的感光片也在这时毁坏了。

　　此后，远行车队在宁夏受到了袭击。由于车队被当成了日本部队，当地人向车队发动了伏击，汽车被子弹击中。损坏了的汽车只能艰难地继续着行程。一月底，车队到达了蒙古草原。探险者们来到了蒙古族的游牧世界，在全新风景里感受着全新的风俗，喇嘛寺院里的详和宁静令车队的成员留恋不己。车队终于又找到了久违的安全感，但是那种安祥还并不属于他们。寒冷使车队队员们的身体继续衰弱，阿尔德的咳嗽也越来越严重。在喀拉干(现张家口一带)附近，远行队伍跨越了长城。几天后，远行的终点——北京己经向他们敞开了怀抱。

　　1932年2月12日，远行队伍穿过北京大街上的喧闹人群，来到紫禁城的红墙碧瓦之下。几个月荒山和沙漠的历程与这里的景观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切令探险者们感慨不己。此时在法国公使馆里已经有一个欢迎仪式在等待他们。法国驻华社团和官员们热情地等待着英雄们的到来。虽然欢迎仪式非常隆重，但是远行者们却难以享受这一切。他们实在太累了，几个月紧密的行程使他们的心情还难于平静。阿尔德受到了真正英雄的接待，他还被授予荣誉勋位。这样的礼遇虽然使阿尔德深感幸福，但经过了315天的远行后，他己经孱弱无力，身体和精神上都极度疲劳。

　　远行，一场被诅咒的人类探险

　　“东方之旅”虽然结束了，但是他们还有最后一站任务需要完成。法国总统保罗·杜梅想让队员们在回到法国前，再接着去印度的几个地方。为了这项任务，队伍再度分开。己经发烧了的阿尔德无法再和奥杜安同行，奥杜安于是先期奔赴西贡。阿尔德准备随后与之汇后。但阿尔德的状况己经越来越差，他被带到了香港，这时他的病情己经转化成肺炎。这位探险家没有再看到自己祖国，就离开了人世，这是在1932年3月16日，阿尔德时年48岁。他的去世给予整个远行笼罩了一层阴影。安德烈·雪铁龙也从而失去了一位相处二十五年的挚友，他很快从巴黎发来电报，电报中说：“他去了，但他的事业永存。请把你们领队的遗体带回法国。我和你们一起为之哭泣！”

　　一年的同甘共苦，阿尔德的去世使其他的远征队员无心留恋印度，他们在这里进行了几项科学研究，但所有的人只有一个想法：尽快回到家乡——法国。4月4日，菲尼克斯-鲁塞尔轮离开了西贡港，带着探险者们向法国驶去。

　　“东方之旅”在全球，尤其是在法国引起巨大的反响，相关的展览、图片、记者会、书籍都一再引起人们的关注。特别是一部丰富的黑白长片对这次传奇的冒险进行了详实地记录，沿途拍摄远行队伍的影片素材胶片累积达4000米长。

　　在阿尔德去世之后，“中国”车队的领队维克托·普万也英年早逝，他的未婚妻甚至没有等到他回来。但是，作为一次伟大的人类探险，“东方之旅”给人们带来了梦想和传奇。“东方之旅”结束的第二年，安德烈·雪铁龙也与世长辞。他们完成了那次壮举，带着未尽的东方梦想离开人世。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在六十年之后，雪铁龙公司不仅与中国的汽车工业成了“亲家”，而且为推动中法友谊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92年，雪铁龙公司又成功地参与了一次由世界各大王牌汽车公司组队的长途越野汽车拉力赛。车队从巴黎出发，途经莫斯科，最后抵达北京。在这次拉力赛中，雪铁龙一举夺冠，使中国人民对于雪铁龙汽车的良好性能以及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特有的深情厚谊，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东方之旅”也是汽车车队第一次全程经历“丝绸之路”。正是远行队员们的激情和勇敢，使得西方世界得以了解到当时东方和亚洲的真实面貌。七十多年过去了，一场同等影响力、同等规模的、伟大的汽车远征行动还不曾再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