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制定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草案)》，从昨天开始向社会公布，广泛征求各种意见和建议，以期形成最终的正式《规定》。消费者期盼了许多年，社会各界也争论了许多年的“汽车召回”制度终于有望惠及中国消费者。

　　与其他许多领域的情况一样，中国消费者是通过了解外国消费者所享受的“待遇”，才知道自己本来应该享有什么权利的；而这种应该享有的权利与目前实际享有权利之间形成的反差，就成了消费者不断争取自己权利的动力。

　　外国汽车厂商在缺陷车处理问题上实行“中外有别”的做法，曾经被理解成对中国消费者的歧视。经过媒体的不懈追问，才发现中国的法律确实没有相应的规定，才使外国厂商“合法”地歧视了中国消费者。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舆论开始了对中国汽车召回制度的呼吁。

　　呼吁汽车召回制度的理由是充分的，但争论依然存在。主张召回制度应该“缓行”的意见中，也举出了法律制度空缺、检验手段不足等理由，但核心的理由是，由于中国汽车工业刚刚起步、积累不足，召回行动造成的巨大损失，可能危及汽车工业的发展。

　　支持民族工业的发展人人有责，问题是这种支持不能以潜在的生命危险为代价。世界各国的汽车召回制度中，对缺陷标准的界定，均以危及人员生命为标准，足见召回的目的，完全在于保障消费者的生命安全。至于汽车厂商如何避免因召回行动而伤筋动骨，只能在加强管理、提高质量上想办法，不能也不该指望政策或法律的庇护。明确了这一点，相关法律就应该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做到理直气壮，在限制汽车厂商的不良行为方面，做到不留情面；而汽车厂商在面对因召回而可能带来的经营风险和经济损失时，就应该心平气和、自认倒霉、自查不足、自我改进。相反，在慈爱的制度庇护下，即使消费者付出了血的代价，也未必能够促使厂商以断腕的决心自改不足。

　　近一两年来，围绕汽车质量问题，和由此而引发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消费者和汽车厂商之间进行着持续而且激烈的较量。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日本三菱、德国奔驰都在中国市场进行了缺陷汽车的召回，国内厂家中的广州本田和神龙富康也进行了“不叫召回的召回”。在这一场较量中，消费者以其巨大的潜在购买力为筹码而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也以既成的事实，宣告中国实行召回制度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为相关法律的出台铺好了台阶。

　　《草案》已经有了，正本也就不会远了。但愿中国消费者的权益从此能够得到制度化的保障。(本报评论员：张天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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