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全国年产整车不足百辆的企业已达26家，纯粹只剩下空壳一个

　　陈曜

　　一、《目录》管理事与愿违

　　在中国，说到买“壳”上市，似乎已是妇孺皆知，但对汽车产业界的“壳”，知之者却不多。2000年，年产整车不足百辆的企业已达26家，纯粹只剩下空壳一个，但仍然堂而皇之地占据着《汽车产品目录》，而一些资质优良的民营企业却不能染指汽车生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经济现象。

　　既然不生产，空壳企业如何生存？于是就派生出类似买“壳”上市这种中国特色的事情，某些《目录》企业竟将生产权通过“合作”、“联营”、“挂靠”等方式转让给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摇身一变，成为国企的二级法人，并定期交纳诸如“无形资产管理费”之类的租壳费用。从表面看，这是“双赢”：买“壳”者得以绕开诸多“政策壁垒”，卖“壳”者更是稳赚不亏，可谓“家家扶得醉人归”。但牺牲最大的却是中国的整个汽车产业。

　　自1984年推行《目录》以来，一方面，中国的汽车业不仅没有因为管制带来的丰厚利润而茁壮成长，反而令许多汽车企业已到了急需“解困”的边缘；另一方面，资本的逐利性使得大批民间资金通过买“壳”挤了进来，在国外上亿美元都不敢问津的整车生产，我们有些私人老板只凭几百万就硬是用手工“攒”了出来，居然也卖得掉。正所谓“我有金刚钻，你有磁器活”。

　　二、壳的经济学解释

　　很难给“壳”下一个严谨的经济学定义。政府通过管制不同类型的企业在汽车企业进入和退出，把最稀缺的生产资源都分配给了《目录》中所包括的企业，使得这些企业获得超过平均利润的“租金”剩余。因此，壳应当是由于对经济实行管制而使得某个经济部门专有的索取超额利润的权利，即“设租性管制”。尽管这种管制是在促进环保、保护幼稚产业、制止无序竞争等名义下进行的，但它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人家世界级汽车巨人才排名到十强，中国一下子就在《名录》上排出了几百号之多，定制了金色小牌匾“中国××行业500家”，挂在各企业的大门上，不懂行的人看了，还以为这些企业、产业早就笑傲江胡了！

　　壳是一个“围城”，城里的有些企业早就该发配出去，城外的企业削尖了脑袋向里面挤。“壳资源”垄断，垄断就没有效率，没效率经济就搞不好。不过，幸亏这只是一个纯理论。就连美国也有壳，例如污染权的交易。但它比起单纯的“达标排放”这样的作法来似乎高明许多。可见壳本身无所谓好坏。

　　要想使“设租性管制”比行政调拨更有效率，须满足两个前提。其一，造壳必须是政府的公开行为，而不能是各企业的暗箱操作；其二，壳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必须可以流动，否则交易各方会产生强烈的“黑市”交易冲动，滋长腐败在所难免。

　　三、破“壳”而出应有时

　　经济学的多数理论是外国人提出的，问题是有些“壳”(比如污染权)外国有我们也有，而另一些“壳”(比如《目录》管理)外国没有我们却有，这时候就要靠我们自力更生了。当前最主要的并不在于要不要取消“壳”，而是怎样才能顺利打破“壳垄断”的问题。

　　其一，国有企业如何平稳地实现产权变更，如何在严重条块分割的框架内实现生产资源的重新分配，又要避免由此造成的社会震动；其二，政府如何筹措庞大的资金消化计划经济遗留的问题。这无外乎三种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杠杆，如退税、贴息、债转股；制度创新，如产权社会化市场，把政府以外的力量引入进来。

　　中国的改革根本上是产权的变更，把“壳”上升到产权的高度也必是国人的创举。在我国特定的经济转型条件下，如果我们可以借“壳”来推进产权制度的改革，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产权改革应该是把生产资源转移至全社会范围内进行配置，这种配置若要富有效率，必须尊重各个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与自决权，“壳”的流动性在这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壳”交易的桥梁作用，民间资金自愿进入到某些管制行业，避免体制变动造成负面的影响，有利于经济稳定。这不仅是对汽车行业，也对国有企业解因具有全局性的意义。

　　有一种观点认为，国企通过卖壳获得收入是民营企业的负担，是歧视。但国企困境决不是国企单方面造成的，政府若不借助民间资金，就要独自承担改革成本。民间资金具有“趋利”的天然属性，只有通过要素市场的作用才可能将改革成本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进行分配，这种操作相对于向民营企业征税再补贴给国企的作法显然具有更多的市场特征。巧妙的运用“壳”交易，将若干从事同类生产的民营企业集聚在国企周围，形成一种向现代股份公司过渡过程中的特殊组织形式，未必不是一种促进小型资本向规模经济有效集中的可行办法。

　　郑百文事件后，有人说郑百文“活着是一种谎言”，三联集团通过买壳来结束这种谎言，总比继续让郑百文赖在股市要强。规范中国汽车业的发展，打破“壳资源垄断”，遵循同样的思路未尝不可：首先要给予“壳”及其交易以合法的经济地位，其次要建立统一公开、信息对称、操作规范的“壳”要素市场，为了节约交易成本，最好能通过金融市场把“壳”证券化。最重要的是，“壳”只是国企改革特定阶段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决不能固定下来，而务必使其跟进产权改革，以此为突破口大力推进国企股份化进程。随着市场经济模式逐步成熟，其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国企在某些领域逐渐退出，民营企业则不断获得国企转让的生产要素而成功进入到这些领域。假以时日，国企通过壳交易进一步向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转变，等到中国的汽车业和其他国企改革都到了破“壳”而出之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真正建立起来了。

　　《中国汽车报》(2001年10月16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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