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限购，是限牌还是职能外迁？

　　新浪汽车特约评论员 祈雨

　　国人办事，真的是习惯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本周二，也就是3月25日，杭州市便闪电宣布3月26日零时起，杭州市行政区域内小客车将实行增量配额指标管理，增量指标需通过“摇号”或“竞价”的方式取得。至此，杭州成为继北、上、广和贵阳、天津限牌之后，又一个加入限牌行列的大型城市。

　　杭州限牌虽说还是有些突然，但这绝对是预料之中情理之中的事。上周六，我和她开车去杭州游西湖，当时就被杭州城更胜于大上海的堵车盛况所震惊。西湖周边，杭州交警也学起了北京，搞起了单双号车牌限行，当时我就脱口而出：“看来杭州真的马上就要限牌了。”不曾想，一语成谶。

　　杭州作为浙江这个中国最为发达省份的省会，集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科教、交通等职能于一体的大型城市，截至2014年2月底，全市机动车保有量达到259.8万辆，在全国36个大城市中位居第7，仅一年净增量就达到27.6万辆，年增长率为12.17%，正在面对越来越重的交通和环境压力。特别是3月以来，杭州城进入了春季的旅游旺季，可以说是从周一堵到周日，限牌治堵，貌似正合时宜。

　　不过，几乎是人所共知，虽然限牌是治理城市拥堵见效最快的手段之一，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大城市堵车的顽疾。北京从2011年年初开始推出购车限牌措施后，虽然首个季度的工作日平均拥堵持续时间比之前减少了1小时，“仅”为1小时15分钟，但仍超过7成人表示交通拥堵问题依然没有得到缓解。到了两三年后的今天，拥堵状况依旧而雾霾更甚。可以想见，杭州限牌之后，除了在官方的统计数据必然会显示出改善了多少多少之外，真正市民感受又能有多大的提升呢？

　　其实，拥堵也好，尾气污染也好，只是“大城市病”的一系列病征中的一个而已。不针对“大城市病”的病因施针下药，而仅仅是针对拥堵或是尾气污染，开出的方子也只是如限牌、限行、加收拥堵费、提高停车费之类的徒惹民怨的措施，终究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罢了。

　　而大城市病的根子往往还在于城市规划的不尽合理、职能过分集中等。

　　有一种观点认为，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堵车是“睡城”造成的，而“睡城”又是中心城区的高房价，以及大城市们把中心城区人口外迁的既定规划造成的。“单位在城区，家里在城郊”以及“上班在北京、晚上住河北”的现实问题普遍存在，哪怕再加大限牌力度，用车需求毕竟还在，而且是刚性的，那么在道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收多少拥堵费、提高多少停车费、摇号拍牌不论有多难，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城区交通拥堵的问题。

　　如果能将住宅区和办公区的位置合理规划，缩短中间路程，就有可能将原本的私车代步，转变为公共交通或者更为环保的自行车出行等方式，将极大减少道路交通压力和环境压力。每天堵在车流中的我，真的很怀念当年在企业上班时的那种一出宿舍步行十分钟就能到办公室的生活。

　　职能的过分集中，其实是可以通过有步骤的规划进行职能疏解以及城市职能优化的。将一部分非核心职能疏散到城郊或者周边城市，将解决大城市职能集中、城市中心区域压力大等问题，无疑将缓解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区的人口压力、住房压力、资源共享压力、教育压力、交通压力等。正如清理了血脂和三高之后，晕眩、心悸、气喘等一系列的症状都会得到有效缓解，城市职能的合理和优化，也将使城市的人流、物流效率明显提高，堵车和尾气问题也必将显著改善。

　　就在3月24日，也就是杭州限牌的两天前，北京市规划委主任黄艳在一档广播节目中公开表示：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实施十年来出现很多问题，北京将对城市总体规划进行调整和修改，在京津冀区域内建成具有城市竞争力的“城市群”，使城市功能相互衔接、匹配、分担。黄艳还特别提到，要把市域的规划变成区域的规划，把北京放进京津冀整个区域中进行规划，包括水环境、空气质量、交通等等方面。

　　3月27日，也就在杭州限牌的第二天，中央明确了“京津冀一体化”，并将之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并进一步明确教育、医疗等功能将外迁至保定等周边城市，实现京津冀城市协同发展。

　　不过，公平地说，对于现在的杭州而言，限牌也算是一种无奈之举，城市职能优化，或者说是职能外迁，毕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限牌这样的权宜之计也的确不得不用。不过，以中国人上行下效的良好传统，北京市为职能外迁做了一个表率，那么其他城市呢？杭州这样的城市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把“非省会核心职能”也外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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