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本报所发题为“汽车‘召回’，中国不该赶着鸭子上架”的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记者从众多读者打来的电话中得知：对这篇报道所持的观点，有不少人表示赞成，也有不少人提出质疑。质疑者认为：汽车“召回”是中国在今后5年入世过渡期内与国际接轨的重要环节，也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需要，怎么能因为中国汽车工业承受不了其代价而不为呢？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并不是反对实施汽车“召回”，而是说中国汽车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要区分轻重缓急，汽车“召回”不是中国在入世过渡期内的当务之急。

　　汽车“召回”需要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汽车“召回”主要涉及汽车事关人身安全和社会环境的可靠性问题，是国家有关汽车质量监督体系的一部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执行汽车“召回”制度，是汽车企业对汽车消费者负责任的表现。

　　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秘书长陈光祖指出：实行汽车“召回”制度，必须首先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所谓汽车“召回”前期准备工作，主要包括：对汽车“召回”的整体研究，有关法规的制定、颁布和宣传、解释，有关制度的建立，有关技术检测手段的配备，有关认证和监督机构的确立等等。

　　国外在实行汽车“召回”制度之前，一般要用5年左右的时间，来做好这些前期准备工作。在中国几乎没有怎么做这些前期准备工作的情况下，有关方面试图就要推行汽车“召回”制度，不过是脱离实际的幻想。

　　有识之士奉劝有关方面回到现实中来，协调一致，脚踏实地地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再谈汽车“召回”。

　　国际上有多种汽车“召回”模式。即使一系列前期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中国到底采取哪种汽车“召回”模式，也还需要有关方面认真研究一番。

　　汽车“召回”本身有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管理科学博士耿培诚指出：汽车“召回”，不仅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而且涉及汽车行业发展水平问题。

　　他认为，在实行汽车“召回”制度以前，中国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至少有两个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其一，售后服务问题。对新车实行3年或5万公里的有限保修，这已经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售后服务标准。提高售后服务标准，对消费者有益。对中国大部分汽车厂家来说，这也是可行的。

　　其二，事故责任问题。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汽车缺陷所致的事故应由汽车厂家承担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其赔偿应该让受害者得到足够的补救，使汽车企业得到足够的教训。但中国当前的有关法规和执行习惯都缺乏对消费者权益的必要保护。这样处理汽车事故责任，对汽车厂家改进产品质量没有足够的促进作用，导致汽车质量事故增多。

　　耿培诚说：“这个问题远比汽车‘召回’问题急迫，解决起来却容易得多。有关方面不该将有条件解决的问题放在一边。在这两个问题得到解决以前，不宜推行汽车‘召回’制度。”

　　汽车“召回”不是当务之急。

　　入世以后，中国要与国际接轨，势必要出台一些新的法规，推行一些新的制度。其中，有一系列的工作要做。这些工作有轻重缓急之分。

　　中国政府在入世谈判过程中以合法手段争取来的5年“过渡期”，是保护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宝贵机会。有关方面应当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宝贵机会，分清主次，做好各方面工作，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汽车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世界上一个独立的大国，不能没有汽车工业。但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很弱，主要表现在汽车开发能力薄弱，是一个非常严酷的现实。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无疑是中国在入世过渡期内的当务之急。

　　权威人士认为：在“过渡期”内，有关方面在制定有关汽车的新政策和推行有关汽车的新制度时，应当首先考虑如何提高中国汽车工业的国际竞争能力，特别要考虑如何提高中国的汽车开发能力。

　　汽车“召回”，脱离当前中国汽车工业的实际情况，对提高中国汽车工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利，显然不是中国在入世过渡期内的当务之急。(本报记者姚福泰)

　　《中国汽车报》(2002年02月25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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