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公司的建设发展大致经历了艰苦创业、改革发展和结构调整三个时期。在每一个时期都充满了艰辛和困难，曲折和挑战，而由于当时宏观决策上的失误，使得东风至今没有摆脱大山的束缚。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从大洋上吹来的劲风也刮进了鄂北山区，世界的风云也在召唤着东风人在更大的舞台上创造辉煌。然而东风人能够走出大山吗？

　　四上四下：艰难的出生

　　1953年初，在筹建一汽的同时，毛泽东就提出“要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根据这一指示，一机部编报了“第二汽车制造厂计划任务书”，当时确定二汽的厂址在武汉，产品包括货车6万辆,客车1万辆，预计1960年开始生产。当年冬季，中央决定二汽由湖北包建，当时湖北省已经成立了筹备小组。但是有人认为武汉离海岸线近，空中目标明显，不适合做大型工厂厂址。于是，相继考察了呼和浩特、集宁、陕西汉中、关中、成都、绵阳等地。

　　由于当时国家财力物力不足，基础工业薄弱，石油和原材料供应不足，1955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推迟二汽的建设。

　　1958年，考虑到志愿军回国后人员安置问题，毛泽东提出调一个师到江南建设二汽。当时有人建议在湖南，厂名就叫“毛泽东汽车厂”。但是由于中苏关系紧张，石油缺乏，二汽的建设又搁置起来。

　　1960年，大庆油田开发成功，二汽的上马问题又一次提出来，但是又一次“生不逢时”，由于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二汽的建设又一次被搁置。

　　1964年，毛泽东提出“三线建设”的方针，即靠山、分散、隐蔽，其中包括建设新的汽车厂。第二年，一机部提出了二汽的建设方案，并成立了筹备处。

　　选址围绕川汉铁路进行,考察了湘西、鄂西、鄂西北、川南、川北、贵阳、遵义、陕南等地，当时的西南局认为放在达县比较好。后来又提出湘西“三溪”方案，由于川汉铁路改为襄渝线，中央确定厂址选在武当山一带，即将兴建的襄渝线附近。

　　1966年，当时的国家计委负责人提出：我们准备大打早打，战争打到徐州、开封生产不受影响，在敌人轰炸的情况下不大影响生产，要找一个既有铁路又有水运，厂址打不烂、运输炸不断的地方，要从最困难的地方着眼。于是选址又向大山的纵深发展，又提出了安康、房县、石花街、十堰、甸阳、将军河等方案。

　　1966年10月，有关部门在老营召开了总体布置现场审查会，后来一机部原则同意了该会议的决定，二汽建设在武当山北麓，东西32公里，南北8.5公里，号称百里厂区，24个专业厂分布在20多条山沟内，厂区一般间隔2至5公里。

　　十堰位于湖北省西北部，地处鄂、豫、川、陕、渝五省市交界地带，辖区内还发现“郧县人”化石及恐龙骨骼和恐龙蛋化石群，说明很早就有人类在此活动，境内还有薛刚反唐、明李自成和张献忠农民起义军活动的遗迹，据说被包公铡死的陈世美家也在这里。在革命战争年代，贺龙、李先念等在这里打过游击。

　　十堰是个好地方，打游击是个好地方，但是在这里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大工厂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北有武当，南有神农架，距武汉500多公里，如果不是襄渝线从此经过，十堰就真的与世隔绝了。当时的十堰，除了几家茅草屋，没有任何可以凭借的建厂基础设施。二汽在这里不仅要建设一个工厂，还要从无到有地建设一个城市。

　　东风的建设方针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当时全国的三线工厂有几千个之多，因此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而历史是无法改变的。

　　多灾多难的建设历程

　　二汽的工厂设计采用老厂包建的方针，即包设计、包生产准备、包人员培训、包生产调整、一包到底。二汽同时也是“聚宝盆”，把当时汽车行业和机械行业最新的工艺、技术、设备、材料集中到二汽，一汽抽调三分之一的人员支援二汽建设。

　　在一个文件中说：纵观二汽厂址选择和总体布置方案，虽形成于动乱时期，无法避免林彪“靠山、分散、隐蔽”及“左”的思潮的影响和干扰，但是上至中央、一机部，下至二汽筹备组及具体工作人员，大多数都从生产实际出发，抵制了一些片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形成了比较符合汽车生产经济合理性和流水化大生产的布局，与其他三线建设工程比较，二汽还是比较好的。

　　除了天灾，还有人祸。1970年，二汽开始建设不久，林彪死党、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强令当年出车500辆，第二年出车3000辆。这一强令，把二汽的建设秩序冲击混乱，甚至要求先安装设备，后建设厂房。提出“出政治车、设计革命、四边建厂”等错误方针，片面歪曲大庆经验，提出“枪毙红砖，让干打垒开花结果”，“将干打垒推向施工的各个方面”，结果，墙体搞干打垒，房柱搞干打垒，工作台也搞干打垒。

　　1974年，第一个基本车型2.5吨越野车投产。1975年，第一批军车发往全国各地，其中有的军车出现大量质量问题，包括设计问题、配套件质量问题、装配质量问题，其中主要为装配质量问题。于是二汽人又经历了艰难的质量攻关会战，到1978年自卫反击战，东风EQ240彻底翻身，成为战场上的功臣车、英雄车。

　　1979年，二汽基建尚未完成，生产还在亏损，国家根据国民经济调整的需要，决定二汽停缓建，二汽处于“欲上不能，欲下不忍”的两难境地。为了十几万人的生存，为了中国第二个汽车基地的生存，二汽提出不要资金要政策的改革方案：“自筹资金、量入为出、续建二汽”，靠改革自己筹集资金，完成工厂建设。1982年起二汽实行利润递增包干，即上缴利润每年递增7％，剩下部分主要用于企业发展。到1985年基本建成10万辆生产能力，同时为二汽的发展赢得了时间，赢得了主动，对二汽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1986年，东风集团作为国家经济改革的试点，首批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1993年东风被国家批准为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试点企业。

　　为什么要跳出大山的包围

　　经过30余年的建设和发展，东风公司相继建成了十堰、襄樊、武汉三大汽车开发生产基地，形成了重、中、轻、轿等宽系列多品种的产品格局，年汽车生产能力50.6万辆，并在上海浦东和广东惠州两个地方找到新的立脚点。

　　90年代初，当时的东风领导人曾提出“三级跳”的战略构想，第一跳是跳到襄樊，第二跳是跳到武汉，第三跳是跳到惠州。东风公司新发展的轻型汽车基地、发动机生产基地放在了襄樊，轿车生产基地放在了武汉，基本上完成了第二跳，把几十公里的厂区拉长到500公里，湖北省称之为“千里汽车工业走廊”。

　　但是东风总部还在十堰，东风赖以起家的中重型货车生产基地还在十堰。十堰是东风发展绕不开的一个难题。按理说不能继续投入大的资金，但是又不能放弃这块地方，因为近年来国内出现重型货车发展热潮，产量每年几乎翻一番，目前东风公司重型汽车卖得正火，有的地方已经出现脱销，把这样一盆正旺的火撤了，显然是不行的。

　　从地理和建设环境上说，十堰根本不具备任何建厂的条件，地形复杂，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一个几十万人的小城市无法容纳更多的人才就业，因此影响的不仅仅是一代职工，而是几代职工的生活和切身利益，十多年来，如何留人一直是东风公司十堰基地的一个大问题。

　　从武汉到十堰火车要跑10个小时，外商到武汉可以在谈完生意几个小时之后就乘飞机离开武汉，而在十堰往返要多出两天时间。

　　山外的世界很精彩，汽车生产全球化呼唤着东风公司，武当山上可以闻鸡舞剑，但是跑不开现代化的汽车。东风公司需要一个不仅比十堰，甚至比武汉大得多的舞台来上演新世纪的辉煌。

　　东风如何走出大山

　　或许重型车的生产可以留在十堰，东风集团先把总部搬出大山，但是仅仅这个想法在内部所造成的地震就非常可怕了。因为现在十堰人才的流失已经非常严重，而人心的动摇会使一支大军顷刻散尽。为此，东风走出大山不是万里长征式的大迁移，而是逐步实施的战略转移。

　　笔者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东风公司应该改变现有的公司体制，特别是集团总部应该超脱出来，利用国有资产经营的权利，主要抓资源配置和整体发展战略，成为整个集团的战略决策中心，下面应该建立轿车部、商用车部、零部件集团、金融公司、开发部、海外部等。第一步是在北京或者上海建立第二总部，负责向外发展和对外联络，逐步成为新增长点的管理中心，并最终成为集团总部。第二步是把信息、开发、金融、外联等部门逐步转出十堰，因为这些部门需要高级人才，特别是在国外学习过的高级人才，需要较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从工作本身来讲也需要地区可以利用的信息条件、人才环境、教育环境、科研环境等比较好。第三步是在国内外建立大区中心，负责协调一个大区内的经营和市场开拓活动。应该选择杭州或惠州作为新的重型车生产基地，先上新的，后下旧的。

　　至于十堰的发展，要看以后市场发展的情况。在现阶段，应该使十堰成为集团内一个单独的地区性管理中心，管理人员和职工尽量本地化，最终逐步转到襄樊或武汉。(本报特约撰稿 贾新光)(未经本报允许,本文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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