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罹难丈夫深情不减几多挫折维权信念不变

　　2000年12月25日，湖南长沙的陆慧被一辆三菱帕杰罗V31型越野车撞伤后颅骨两侧骨折，颅内两处积血，深度昏迷50多天，被法医鉴定为一级残疾，有可能从此永远瘫痪在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而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的检测结果表明，该车因设计不当致使刹车失灵，从而酿造这起惨剧。距事发之日起已将近一年，“三菱”方面虽一再表示有诚意妥善处理此事，但一直拖到今天也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见到陆慧的时候，记者心里沉甸甸的：一个曾经那般鲜活的生命如今只能静静地躺在床上，一切都需要家人的伺候。她失去的不只是健康的身体，更有对生活的热情，对希望的向往以及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在感慨患难夫妻情深不移之际，忍不住想问一问“三菱”：如果这种事发生在日本，你们也会如此漠视吗？

　　12月1日京城很冷，天气预报最高气温只是5度，风力却有3、4级，街上的行人都瑟缩着快步走过，仿佛急于赶回温暖的家中。我们不禁担心：刚从湖南来京的陆慧是否适应得了北方这天寒地冻的季节？

　　在湘都宾馆一间阳面的屋子里，我们见到了躺在床上的陆慧。雪白的床单和被子衬得她的脸愈发显得没有血色，右手仍在不停地轻微抽搐，面部仍然没有任何表情。而眼睛却明亮而有神采，或许说话吃力的她很大程度上需要靠眼睛来和家人们交流。

　　记者抚着她放在被子外面的左手，轻声问她有感觉吗，她能含糊地吐出一个“有”字，记者鼓励她一定要坚持下去，大家都会支持她的。陆慧的姐姐在一边悄声地说：“今天她又想女儿了。”充溢于陆慧眼中的泪水此刻已悄无声息地滚落了下来，身旁陆慧的姐姐也不禁潸然泪下。

　　记者问陆慧是否想对一直以来关心照顾她的丈夫说点什么，陆慧的嘴唇颤抖了几下，似乎有话要讲，丈夫周建红一边按摩着她抽搐的右手，一边爱怜地看着妻子。陆慧的双眼眨也不眨地盯着丈夫，眼神里充满了复杂的感情：依恋、感激、怜爱、关怀，以及深沉的爱……两人在眼神的交流中相视而笑，却终究沉默无言。这种气氛感染了在场所有的人。在窗外灿烂阳光的照耀下，陆慧这一笑是如此动人，僵硬的脸部也生动起来。

　　面对此情此景，记者感到一切提问都显多余，便默然掩门而出。

　　-郑强：作为一个普通人，陆慧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怀

　　作为陆慧的侄儿和陆慧丈夫周建红的代理人，郑强先生亲身经历了事件的全过程。

　　2001年8月2日，因无钱被迫放弃治疗而出院回家后，陆慧因得不到治疗精神十分抑郁，对前途悲观失望。在我们家人的一再劝说和开导下，她提出要到北京来亲自与三菱交涉，亲自质问他们为什么如此漠视一个中国消费者的权益。这是我们此行来北京的初衷。

　　11月26日，我们坐长沙特1/2次火车来京，3点半进候车室的时候，发现湖南的很多媒体都来给陆慧送行，这让我们非常感动。而特1/2次列车车长知道陆慧要坐这趟车去北京后，派乘务员亲自来照顾我们。陆慧坐在轮椅上无法动弹，我们六七个人合力才把她抬进车厢。新华社湖南分社的记者更是握着我的手表示，开车的那一刻他们就发消息以示对我们的支持。上车时特1/2次列车乘务员给我们送来一个花篮，上面写着“祝陆慧女士早日康复，特1/2次列车支持你”。在列车上我们更是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为我们提供了最大的方便，给我们送来水果和可口的饭菜。27日早上8点火车到达北京，临下火车时邓车长代表全体乘务员向陆慧捐赠了500元钱，我们当时真的很感动。

　　作为一个受害者，同时也作为一个普通人，陆慧得到了来自媒体、华侨、老百姓等各方面的关怀。我们真的很感谢大家！

　　记者问及陆慧现在的状况，郑先生说28日已经去过康复研究中心，医生表示康复治疗是必须的，但债台高筑的陆慧家庭已经支付不起高昂的医疗费用。

　　现在我们每天吃盒饭，再加上住宿费、交通费等等每天最低开支是500元；连我们这次来的路费都是一位长沙籍旅日华侨捐助的4000元。本来的准备是一个星期内解决，但三菱汽车公司北京事务所所长安乐英明先生因工作原因现不在北京，他表示下周会回来，所以我们只好等着。

　　我们有充分的证据、以及国家的支持、老百姓的支持，我们有信心。这关系到中国老百姓和国外一个著名公司的交涉，我们会有理、有节、理智地解决。我们知道事情解决的艰难，但有信心。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将来出现类似的事件后他们不要像我们这么艰难。

　　谈到有关“三菱”不应承担责任的说法时，郑强先生立即做了反驳。

　　原装正版车有特定车架号、特定发动机号，专家进行了一一核对。汽车上还有VIM代码，就是车辆识别代码，由17位字母和数字经过排列组合，包括汽车制造厂家和汽车型号的代码，可以保证30年以内全世界没有同一个号码的。而这辆车的代码前三位字母是JMY，正好是日本三菱公司的代码，第七八九位是V31，这就表明这辆车是日本三菱公司的V31型汽车。

　　我们并不想打官司，打官司需要时间，陆慧的病情拖不起。但如果三菱一直像这样回避实质性问题，我们恐怕只好与他们对簿公堂了。但如果真的走这一步，我们很无奈，这是被他们逼的。

　　-周建红：对陆慧的责任，对家庭的责　任，再难我都要坚持下去

　　当记者问到周建红是如何与陆慧相识并相恋的，他憔悴的脸上竟浮现出一丝笑容，眼神穿过窗外，望到了我们看不见的远方，仿佛看到了当年的甜蜜岁月。

　　-曾经是个幸福的家庭

　　我1988年当兵，她当时是一个小学教师，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相识，经过一段时间接触，我们确立了恋爱关系。之后，1992年元旦我们结婚。她是一个聪明、开朗的人，有能力，热爱生活，对家庭和孩子特别有责任心。

　　1992年，陆慧生下一个女儿，为这个小家庭带来更多的快乐与欢笑。1994年，夫妇俩双双办了停薪留职，开始共同开创一份事业。

　　1994年，我们花一万多块钱开了一家洗衣店，不到1年就有了盈余；于是1995年贷款又开了一家洗衣中心，雇了三十几个人。她管内务和财务，我负责外面的业务。刚起步的时候虽然很艰难，但在有她的日子里我觉得很充实，也很有信心。

　　陆慧的确是个好妻子、好母亲。洗衣这一行业分季节性，有一次春节期间她守着门面，20多天很少有时间睡觉，可是再忙她也把孩子和家照顾得很好，还笑着对我说这种方法减肥很有效。她身高1.68米，那时才一百零几斤。

　　陆慧出车祸前的日子可以说是她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夫妻俩共同经营的洗衣中心已经还清贷款而且小有积蓄，家庭和美富足，女儿乖巧伶俐。然而一切的一切都因为一年前那个晚上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了，陆慧从此陷入仿佛噩梦一般的日子。噩梦犹有醒时，而陆慧却一直挣扎在生命的死亡线上和病痛的折磨中。

　　-陆慧曾经挣扎在死亡线上

　　尽管让周先生重新回忆那个不幸夜晚的经历是一种很残忍的事情，但记者还是很委婉地提出了这个要求。周先生略微低下头整理了一下思路，开始了下面的叙述。

　　出事那天晚上，我在酒店的洗衣中心值班，酒店的高压锅炉坏了，我一直在忙着指挥抢修锅炉。陆慧下午打电话告诉我说和一个女友去逛街了，那天正好是圣诞节，因为她平时很忙没时间，就趁这个时候去给小孩和家里买点东西。

　　晚10点多钟我接到她女友的电话，告诉我陆慧出车祸了。我听到消息的第一感觉没有想到后果会有这么严重，因为她的女友也只说是小问题。但我一到医院看到她就感到很不对劲，因为她两耳、鼻孔出血,而且呕吐。

　　由于颅内压力增大，为了挽救陆慧性命，12月26日，医院进行了开颅手术，从上午8点到下午3点。手术进行得相当成功，但专家告诉周建红，颅内手术之后两周会有并发症并伴随两个高危期，能不能熬得过去，得看陆慧是否命大了。周建红及其家人日夜守候在陆慧的病床前。果然，第五天的时候陆慧肺部感染，医院割开了她的喉部帮助呼吸，第一关成功地挺过去了。然而并发症的发生率在91.3%，陆慧终究没能成为那幸运的8.7%，来势汹汹的第二次高危期几乎将她击倒。

　　到第14天的时候，白天一切正常，医生看到她脸上有了笑容，还说如果照这样下去康复就有希望了。但是到了凌晨三四点，她消化道严重出血，血压直线往下降。医生马上采取了紧急抢救措施，当时就问我一句话：“你钱够不够？”我说不管花多少都要救人。他于是让我做好准备马上去血站。那次抢救了一天一夜，我去了7次血站，拿了2万块钱的血，等于是一边止血一边输血。后来估算了一下，那24小时内输的血量是人体正常血量的3倍。这次并发症的后果就是大脑缺铁性缺氧。

　　我至今仍然很感谢湖南省中医院的那些医生们，他们没把陆慧当病人看待，而是把她当亲人来治的。给了我们很精心的治疗和护理。

　　2001年1月16日，陆慧转院至湘雅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这种病房一天24小时有人监护，家人只能在规定的两小时内进去5分钟，而且每次只能进去两人。陆慧的侄儿郑强先生向我们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时候快过年了，陆慧躺在那里，喉管是切开的，身上插满了管子，旁边都是仪器，全身是冰冷的、苍白的。头上戴了一个冰帽，因为温度降低耗氧量就低些，睡的也是冰床。而外面是大雪纷飞。她的手脚不停地抽动，但眼睛睁得很大却没有任何感觉，而且24小时都睁着，脸上看起来好像已经没有生命，当时医生说这种情况极可能就是植物人了。周建红就在那里给她做按摩，虽然她没有感觉，但是他的一份心意，尽管探视时间只有5分钟，女儿就安静地站在旁边。

　　-女儿受的打击很大

　　从郑先生的叙述里，我们捕捉到了陆慧女儿的踪影，母女连心啊！1992年出生的她现在已经9岁了，上四年级，据周先生介绍，孩子从小受到很好的教育，学舞蹈、钢琴都非常不错。那么母亲的事给女儿带来了什么样的阴影呢？

　　她妈妈出车祸的时候，女儿正在年终考试，所以一直瞒着她。期终考试完了之后，她去看她妈妈。那是出事后10天左右，我去接她，因为我也有10天没见她。去医院的路上她知道有事，但还是很高兴，进门之前，她阿姨告诉她，你母亲出车祸了，她就不做声。还告诉她，你母亲现在不能说话、不能动，但大脑还是清醒的，医生一再强调要控制住母亲的情绪，所以去了之后千万千万不要哭出声。她就走进去了，我看见她眼睛一下子就红了，好大好大的眼泪就往下滚，待了大概3分钟，眼泪一直刷刷的往下滚，但就是没有出声。这种情况下大人就把她拉出去了，当时陆慧头已经变形了，全部包起来已经面目全非了。她走到外面的时候就往远一点的地方跑，生怕她母亲听见。哭，一直哭，她外婆搂着她，哭了整整两个小时。

　　过春节把她送到姨妈家，过春节时候都要给压岁钱，往年她拿了压岁钱就会计划要买什么东西，但是去年那个春节，她收到了近两千块的压岁钱，一分钱也没用，用橡皮筋箍起来交给我，说现在救妈妈要花很多钱，当时我很感动，一下忍不住就掉了眼泪。那时候她才8岁多一点点。特别懂事，谁也没教她，就把压岁钱拿过来交给我。

　　-她有过轻生的念头

　　3月14日，也就是“3　15”的前一天，陆慧昏迷50多天后终于醒了过来，这份惊喜对周先生是不言而喻的。而陆慧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才三十岁，一辈子就毁了。”

　　曾经一直以为陆慧是很坚强地挺过这一切艰难痛苦，周建红却告诉记者，陆慧曾有过轻生的念头。乍一听之愕然，细想之下记者对陆慧愈发钦佩：当我们以局外人眼光来看陆慧，总把她想成自己所以为的一般；却无法感知局内人个中的辛酸苦辣。当距离拉近了，了解增多了，我们才会重新把她从想象中还原为现实的人，陆慧有人性中一切的矛盾面：从清醒过来之日起，她一直坚强地配合治疗；从8月无钱治疗被迫出院起，要强的她无法接受自己终生残废的现实，更不愿一辈子拖累家人，她是怀着对生的无限留恋和对死的义无反顾来准备结束生命的。那段时间里，她在精神上所受的煎熬由此可见一斑。

　　那是8月2日，从医院回家以后，精神上就一直很抑郁，晚上也睡不着觉，就得靠吃安眠药才能睡着。我记得那天晚上她吃药的时候，我把药放在她手上，然后正要去端水喂她，女儿在另一个房间喊我，我就先去看看女儿怎么回事。再回来她说药已经吃了，我当时也没有多问，第二天我们把她抬到外屋的沙发上活动活动，我就在她床垫子下面发现了许多安定药片，有的是已经吃到嘴里吐出来的，都是这段时间以来她偷偷攒起来的。

　　其实我能理解她。如果她没有思维，可能还会过得快乐些；现在有了思维反而更痛苦。

　　家人发现这一切之后，立即做她的思想工作，告诉她一定会尽力维护她的权益，帮她讨回公道，使她尽快重返医院。在这之后应陆慧的要求亲自上京讨公道。

　　-“如果连我都倒了，那就真的完了”

　　当记者问周建红是否曾有过卖肾的想法，这位黑瘦的男子汉脸上第一次有了痛苦的神色。

　　这实在是没有办法，以前并不知道我国是不允许卖肾的。现在只要谁愿意救陆慧，让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要我的性命都行。为了给陆慧治病，我们已经花了50多万，两个洗衣店已经变卖掉了，就这样我们还欠了许多债。我们真的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周建红经常和陆慧开玩笑，“你变成了140，我变成了104”。由于久久躺在床上无法活动，陆慧的体重早已超过140斤达到170斤了，而眼前这位精瘦的汉子恐怕也只有100斤左右。这对患难夫妻共同携手与命运抗争。

　　当时决定要卖店的时候，我就跟她商量，因为毕竟是我们俩共同奋斗的心血。她总是说，你不要管我，能治就治，不治我就回家，如果店都没有了，家还怎么办，吃饭怎么办？每次一讲她就哭，不过为了治病我还是把店卖了。

　　女儿是娘的心头肉，远在北京的陆慧时时惦念着自己的女儿，每到放学的时候，她都让周建红给女儿打电话，即使自己说话不方便，可是只要听到女儿的声音她就心满意足了。而女儿也总是懂事地在电话那一端说自己一切都好，父母不要担心。

　　我的孩子真的很乖，她妈妈出院后因头部有点变形，嘴也是歪的，别的孩子都不敢靠近。可是她每天晚上都还跟她妈妈睡在一起，帮我给陆慧按摩什么的。她们母女感情特别深，女儿要躺在母亲的身边，感受母亲的体温。

　　我觉得这件事把陆慧给毁了，把这个家也给毁了。作为丈夫，作为男子汉，对陆慧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再难我都要坚持下去。如果连我都倒了，那才是真正完了。

　　-律师：此案是对中国司法制度和　产品质量制度的一次考验

　　北京中贤律师事务所夏军律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问题在于法律制度和力度不够健全。作为一个生产有缺陷产品的厂家，不履行赔偿义务，法律无法对它进行处罚制裁。现行法律某种程度上对它无可奈何，除非走司法程序。

　　此案是对中国司法制度和产品质量制度的一次考验，关系到中国入世后能不能和国际接轨的问题。如果中国的汽车厂家在国外出这种事，外国政府和法院会怎么追究我们的责任，我想不必多说了。如果我国不能有力地约束国外厂家，履行其义务，那么在中外交往的法律保护上咱们就是吃了一个大亏。

　　他认为，其实我国作为基本实体的法律制度是比较完善的，特别是在民事责任方面，有关产品责任的规定还是很充分的。问题在于程序方面、执法手段方面对于消费者的保护缺少有效手段。我国《消法》和《产品质量法》中的“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专家认为即可认定为精神赔偿。今年高法出台的关于精神赔偿的意见中对精神赔偿没有规定上限，也没有规定下限。还有惩罚性赔偿，美国的赔偿额度很大一部分在这块儿。特别是厂家有恶意，犯了低级的错误，出现问题之后很多部门和媒体都介入了你还不积极改正，三菱的恶劣就在于此。未及时通知把车收回进行弥补，酿成这起事故。事前三菱应该是知道车有缺陷的，它没有采取积极措施消除隐患，所以我认为它是恶意的。中国并没有禁止惩罚性赔偿，既然可以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认定为精神赔偿，为什么不能认定为惩罚性赔偿？这只是法官的一个认识问题，所以我认为问题出在程序法方面、执法方面。

　　采访行将结束的时候，周建红向记者表示，他不奢望陆慧能够站立起来。只要她能坐在轮椅上就心满意足了(以陆慧现在的病情，坐轮椅对她而言是件痛苦的事情)，能推着她出去走走，散散心，聊一聊……

　　至截稿时止，我们再次与陆慧家人联系，郑强先生告诉记者，12月3日下午，“三菱”公司派了两名代表看望陆慧，送了一个大花篮以示祝愿早日康复之意。同时表示，安乐英明所长一定会在本周与他们进行协商，而且“三菱”公司仍然希望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此事。　　(文并摄／本报记者　王晓东　实习记者　应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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