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祁玉民西服的左边内侧口袋里，一支具有特殊意义的签字笔一直紧贴着他澎湃跳动的心脏，与他形影不离。 　　就在11月27日，德国不来梅市的市政大厅里，祁玉民用这支笔签下了有史以来自主品牌登陆欧洲最大的一单出口生意。根据协议，华晨将在未来5年内，向德国及欧洲其他22个国家出口15.8万辆中华轿车。 　　华晨自主品牌的此次欧洲破冰之旅震动了全行业，但更令人吃惊的是，祁玉民入主华晨还不到一年的时间。11个月前，这个率领华晨突破德国苛刻的技术壁垒、拿下具有划时代意义出口定单的掌门人还是一名政府官员，他当时的职务是大连市副市长，主管工业，但对汽车却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外行。 临危受命 “我给自己一个月时间为华晨号脉，如果确定没有救，我马上就走。” 　　一切都源于去年12月28日晚上19点40分祁玉民接到的那通电话，突如其来的一纸调令改变了他命运的轨迹，上级希望他在5天内赶赴沈阳，接过华晨这个早已千疮百孔的摊子。一瞬间，挽救这个自主品牌发展史上曾经的奇葩就成为了祁玉民肩上最重的担子。 　　经过4个小时的长途奔波，祁玉民终于抵达了沈阳，顾不上整顿休息就直奔华晨走马上任。 　　那个时候，华晨正陷入低谷，2005年全年的销量仅达12.25万辆，其中中华尊驰销量仅为1万辆，公司面临巨额亏损。另一方面，公司高层频繁变动，内部派系斗争非常激烈，人事关系极为复杂。 　　“当时我给自己一个月时间为华晨号脉，如果这个企业还有救，我就继续待下去，如果确定没有救，我马上就走。” 　　祁玉民深信自己审视企业问题的能力，也深知自己并非救世主，但是一个月以后，面对异常脆弱的华晨，祁玉民却留了下来。因为他发现，这个看似关系错综复杂且危在旦夕的企业并非无药可救。 　　祁玉民分析，华晨有两条路走得非常正确，第一是创办那天起就确定的坚持“高起点、自主创新、自主品牌”的发展道路，第二就是资本市场和汽车产业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这在汽车圈里也是独一无二的。他暗想，将来无论怎么改革，这两项华晨安身立命的根本不能变。 　　再经过进一步抽丝剥茧的分析，祁玉民又发现，华晨最大的问题在于经营不善、管理混乱和人心涣散，不过，解决这些问题是他的长项。 　　这个诊断结果让祁玉民坚信，华晨这副担子已非他莫属。 铁腕新帅 　　“我是一个关死后门、堵死后路的人，华晨这个企业可以倒，但是中华这块牌子决不能丢。” 　　有人用“铁腕新帅”来形容祁玉民，但若是在非工作场合近距离地接触他，你会发现要把眼前这个总是一脸笑意的人和传闻中的铁腕形象划一个等号并非易事。他笑的时候眼睛里会闪烁一种光芒，有股温暖亲和的力量。 　　不过刚上任的祁玉民确实镇住了华晨。华晨金杯汽车副总裁兼销售公司总经理杨波每次谈及祁玉民上任后做出的第一个果断决策时总是叹服不已。 　　祁玉民在认真了解了杨波的价格调整计划后只问了两个问题：尊驰的价格是多少？竞品的价格又是多少？当他发现尊驰定价明显高于竞品时，他断定尊驰的价格的确背离了价值规律。不过大出杨波意料的是，略微思忖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祁玉民就果断地做出决策——立即调整尊驰价格。 　　1月20日，在价格调整还不到10天的时候，尊驰已提前完成了当月的销量计划。到3月份时，尊驰的单月销量已突破2700辆，此后一直供不应求。可是在2004年9、10月份，尊驰的月销量水平仅为400～500辆。 　　紧接着，祁玉民对华晨实施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敢说敢干成了祁玉民的又一个性格符号。不过祁玉民也有自己的原则，就是无论如何都要坚持把自主品牌做大做强，这些都为中华轿车后来走向欧洲高端市场埋下了伏笔。 　　在11月27日勇敢签下中华轿车出口德国的第一笔大单后，面对纷至沓来的赞许、鼓励、质疑和否定，祁玉民说出了一番掷地有声的话：“我是一个关死后门、堵死后路的人，华晨这个企业可以倒，但是中华这块牌子决不能丢。” 刷新华晨 　　“我打骏捷这张牌，是为了让全国人民恢复对华晨、对自主品牌的信心，而我打的出口这张牌则是为华晨赚取利润的一张牌。” 　　之所以说出这番气冲霄汉的话，是因为祁玉民深知，中华轿车的此番德国之旅将面临更加严苛的挑战。拿下通行证只意味着欧洲市场为华晨洞开了一扇门，里面风景如何，中华轿车出口的前途如何，目前都是未知数。 　　没有人察觉，在不来梅市政大厅内，祁玉民挥起手中那支如影随形的签字笔时，内心正在被自豪和深思两种纠缠的情感所充斥。 　　其实，对于中华轿车的出口，祁玉民看得更长远。 　　他谈到了项目谈判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当时，华晨与德国合作伙伴的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价格环节，但是双方却因为700欧元的价差而一度陷入僵持。几经较量，欧洲方同意自己再消化350欧元，剩下的350欧元希望华晨做出让步，否则一切合作免谈。 　　对方的强硬没有让祁玉民退缩，他在心里算了一笔账，如果他急于做成这笔生意而答应了对方的要求，那么，出口德国的每辆中华车将损失350欧元的利润，折合成人民币大约就是3500元，而15.8万辆一共就是5.53亿元，对华晨而言，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尽管很想做成这单生意，但是祁玉民当时非常清楚自己的底线不能降。他当即找来当时沟通谈判双方的一个联络员，请他通知对方，这笔生意华晨不做了。 　　说这话时，祁玉民并不是完全放弃，他至少有一半的把握相信对方会妥协。因为他知道，对方跟踪测评中华轿车已有两年之久，而且他们对中华轿车感兴趣的程度已在双方的多次谈判中显露无遗。 　　第二天，一夜难眠的祁玉民接到了一个喜讯，对方表示，看在祁先生态度诚恳、行事果断的份上，他们愿意在消化700欧元价差的基础上，再给每辆车追加80欧元。 　　这笔生意就这样成了。 　　在这场出口谈判的漂亮仗中，祁玉民最感到自豪的就是他坚持了自己的原则，守住了最后的底线。 　　在中外媒体的追问中，祁玉民宠辱不惊地回答了这样一句话：“我打骏捷这张牌，是为了让全国人民恢复对华晨、对自主品牌的信心，而我打的出口这张牌则是为华晨赚取利润的一张牌。” 　　回想当初临危受任时，面对中外媒体质疑的目光，祁玉民也只是坦然一笑，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是个汽车外行，但是在接下来的11个月里，属于行动派的祁玉民却率领团队一次又一次地刷新了华晨汽车的历史。 　　当初祁玉民奔赴沈阳时的悲壮如今已一去不返，现在他更多地感受到一种责任。祁玉民曾经说过，他人生的第一个23年是在陕西度过的，第二个23年是在大连度过，如果可能，他希望自己的第三个23年，会与华晨血脉相连。 来源《中国商报·汽车导报》记者 周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