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堵要靠单双号？那互联网技术也是醉了

　　近来，相关部门关于北京实施单双号讨论的话题一经推出，便引起了全社会的热议。包括一向以冷静机智著称的公众人物崔永元，都没能抑制住自己的激动，公开在微博上批评这项政策，足见此事在民众中引起了多大的反响。

　　在此笔者并不想讨论这项政策是否正确，因为答案在每个人的心里都很明了。比北京面积更小，但汽车保有量更大的东京是否采取了单双号限行？牌照限购？纽约、伦敦也是否有这样的政策？答案一比便知。

　　但是这样的情形在近几年似曾相识，与此前的北京出租车矛盾风波如出一辙。彼时，司机师傅抱怨黑车泛滥，监管过分严格，车份儿太高，生活压力太大；另一方面北京的老百姓抱怨出租师傅拒载严重，挑货比例奇高，服务态度差，乘车时出租师傅怨气深重。

　　相信那时的矛盾双方所言都不会是假话，但双方的诉求也都可以理解。最终这样的矛盾在政府出面下，给出了一个让双方都不一定满意的方案：出租车涨价。最终的结果好似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一方面涨价对于出租司机的收入并没有提高到让人满意的程度，其次很多出租公司借机在续约时提高车份，最重要的是强拉不同路乘客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对于乘车人而言，就更加冤枉，不仅多掏钱不说，该打不到车依旧打不到车，矛盾依然没有解决。

　　不过当下的北京，这样的矛盾已很少发生，原因是什么？不是“聪明”的政策解决了问题。而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打车软件的诞生，通过互联网的集客功能与补贴、免费的互联网思维，逐个解决了出租司机与消费者的困扰，满足了矛盾双方各自的需求，矛盾自然应声而解。

　　如果把这样的思路放到当前的北京拥堵上，相信也不会是无解的难题。毕竟，哪里有矛盾与需求，哪里就有机会。

　　就在昨日，高德地图发布了2014年第三季度中国交通报告。报告本身自然含金量十足，但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其获取数据的方法。因为当前北京治堵工作遇到的困难之一，便是拥堵信息的获取。不能知道病症的症结，自然无法医治。

　　按照国际惯例，政府交通部门获取交通拥堵信息的方法是通过埋设在底下的流量采集线圈和流量摄像头进行统计。这样的做法虽然存在一定的准确度优势，但缺点也非常明显。

　　首先是建设成本高昂，其次是维护成本更加高昂，需要大兴土木才能实现基础设施的维护。如果设备没有得到及时维护，统计数据就会出现大幅偏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透露，如果这些统计信息出现了10%左右的非准确数据，那得到的结果便几乎无法使用。另一方面，限于数据传输效率的问题，此类统计法在北京路面上的信息延迟时间大概在10分钟左右。

　　反观当下高德等互联网导航企业使用的“浮标车(安装有信息回传功能的统计专用车辆)+众包技术统计(移动端用户+车载导航用户的位置、速度信息回传)”的模式，不仅让统计成本大幅降低，实时统计信息的准确度也相对较高。高德副总裁董振宁向新浪汽车表示，目前高德导航的路况延迟时间为两分钟，在未来的新版本中，这一时间将缩短至1分钟。”

　　与此同时，这样的统计除了能够帮助消费者在利用导航软件躲避拥堵路段的同时，还能够准确的形成关于整个城市乃至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拥堵情况的准确数据局分析。高德交通报告便是以此为基础应运而来。

　　在此次公布的第三季度报告中，北京毫无悬念夺取“首堵”桂冠，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潮汐性的车流迁移严重。早高峰车流主要集中在由南向北，晚高峰集中在由北往南。另外，研究发现，超过90%的常发性拥堵主要发生在大量车流汇入的快速路入口，城市建设时可以优先考虑设置较长的缓冲带，避免因汇入车流与主路车流冲突而造成的拥堵；在关键出入口设置车流诱导；在违法停车造成拥堵的路段(如小学路口)，增加人力进行交通引导，疏通道路；在商圈附近增加车位等措施，从城市路网建设的源头改善交通压力。

　　当然，诸如此类的优秀案例仍然很多，总体思路可用马云的一句话概括：21世纪的成功之道绝对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而一定是多赢的模式。成就了别人才能成就自己。

　　再看之前的打车软件和现在的交通拥堵问题。并不是一定要涨价、禁行、限购才能够让问题得到解决。解决问题的方法永远比问题多，满足老百姓的日常需求，并不一定就会影响交通。反言之，治堵也不一定就要抑制老百姓的正常需求。而互联网思维与互联网技术以及任何创新的高新科技则都可以是满足这些需求，平衡这些矛盾，解决北京乃至全中国日益拥堵问题的法宝。在此笔者呼吁相关部门和人士，打开思路，真的用二十一世纪的思维来想想这些问题。不然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那些先进的互联网技术 不仅醉了，也是废了。

　　不过，一则好消息是截止笔者发稿之前，政府相关部门已五次走访高德等互联网企业，深入调研、探讨通过高新技术解决拥堵的方案、方法。对于崔永元、笔者等一干心系国家，但又被单双号所伤的一干老百姓，看到了些许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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