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中全会”将“市场化”作为未来施政的主要思想。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其中对公务用车进行了规范，一般公务用车将全面取消。公车改革进入深水区，既要看落实，又要看政府履职；改革过程要循序渐进，既要确保公车不被滥用，也要不影响正常的公务出行。
北大教授王锡锌:我国市场化、社会化的公车改革方向此前一直在探索。自1994年以来，有10多个省份陆续开展了公车改革。
湖北省统计厅副厅长叶青：当前的公车改革从具体模式看，一是实行公务车号牌、安装GPS等手段，加强对公车的监管。不过具体效果并不好，这一方面监管成本比较高，另一方面在改变公车浪费方面收效不大。更为常见的则是市场化的模式，即实行补贴制度。由于各地都是试点，举措不一，也引发多种争议。但从长期来看，启动社会化、市场化方向的公车改革，已经是大势所趋。此举带来的最大的结果，就是公务用车的数量要大幅度削减。
湖北省统计厅副厅长叶青：按照国家规定，有资格配备专车的领导很少；而特殊需求的车辆也是在公安、气象等特殊部门。”叶青表示，如果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意味着不少单位，比如自己所在的湖北省统计局，将来一辆公车都不应该有。如果真的能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对财政资金而言将是一个巨大的节约。根据叶青的调查，平均一辆公车一年的费用在15万元到20万元之间。他曾去杭州了解过当地公车改革效果，发现与车改前相比，一年下来节省经费超过三分之一。以杭州为样本，那么一辆公车一年可以省出5万元到7万元，就以5万元算，再乘以200万辆，那就是1000亿元。
北大教授王锡锌：在发补贴之前，首先要解决的是公车清理问题。当前我国存在大量领导一般公务用车违反规定配备的问题，不该有车的有了车。要发放补贴，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同时，补贴的用途要进行界定，警惕变为个人变相福利。王锡锌建议，补贴资金不要发放到个人，而是由单位设定一个账户统筹管理，这样利于监管。
湖北省统计厅副厅长叶青：这也回应了此前三中全会中的一句话：严格公车的配备制度。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曾康华：当前的公车管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对规范，越到基层公车越是滥用。一些基层政府机构一个科长甚至都有专车，这个量非常巨大，要如何落实需要细则。
北大教授王锡锌:最大的担心是落地时打了折扣。如果改革，是否意味着部分基层政府将来一辆公车都没有？这一方面难以执行，一方面也未必有利于政府履职。改革过程要循序渐进，一方面要确保公车不被滥用，一方面也要不影响正常的公务出行。
北大教授王锡锌:既然公车是社会化改革，主要就是将必要的公务用车运营由社会组织来运行，采用市场化机制运行，与政府剥离。这样一方面保证了必要的公车服务，一方面也能保证效率，遏制资源浪费。但社会化改革推出的公车租赁必须充分市场化。如果一地都是一家垄断，恐怕公车租赁的价格同样畸高。
湖北省统计厅副厅长叶青：从此前我国部分城市的试点来看，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成立一个服务中心，比如杭州。一类是由市场化的租车公司进行，由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各地可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
湖北省统计厅副厅长叶青：补贴不宜一刀切，更不宜发放太高。以我自己为例，我是副厅级，一个月的补贴是1200元，我觉得这个补贴是合适的。政府机关如果出差等，还会实报实销，车补主要用于上下班。同时，此次规定中也提出了普通公务用车社会化提供，这意味着一些公务活动可以申请公车，因此补贴更不能高。
杭州在市直机关正式启动了公车改革，市厅局级以下干部一律取消公车，改为发放交通补贴。车补标准分为9个档次，上限2600元/月，下限为300元/月，全部打入IC卡中，卡内的车补金额只能用于与公务交通有关的支出，如公交车、出租车、公务用车服务中心、加油站、车辆保险等，除此之外不能取现，也不能在商场、超市等地方消费。
昆明车改决定实行非货币化改革：由各区财政局统一制作单位实名制公车专用卡，由区财政按季度将定额包干经费核发到卡上，各单位根据实有人数核至各科室，而不会发放到个人手上。公车专用卡定额包干标准为每月人均400元，主要用于私车公用时在指定地点维修、加油，购买公交IC卡，租用区机关公务交通车和其他社会车辆的费用支出。超支不补。
什么级别配车、配什么车，都按规定来；公车什么时候用、用来干什么都受规章制约。
广州利用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身份识别技术等科技手段，对公务用车使用情况实时全程监控。
岳阳市在给4000多辆公务用车安装卫星监控系统后，推出公车改革新举措，给所有公车张贴统一标志，便于群众监督。
此次改革，取消了“一般公务用车”政府采购，转而以租代购，多家车企此前紧跟“双18”政策，瞄准公务车市场，甚至为此量身打造产品。商业模式的变化、市场的回归是否会导致公务车领域的萎缩，这些车企和产品又将何去何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