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26日，深圳交通委联合交警局发布了“禁电”通告：从7月1日起，禁止电动自行车及其他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上路行驶。通告发布以来，“禁电”举措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争议。6月23日，深圳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对禁令做出了修改，变“禁”为“限”。从深圳交警先后两次公布的“限”行路段来看，这个城市80万电单车一夜间“无路可去”。
一纸禁令引发的连锁反应远远不止深圳低收入群体的“路权”之争，还引发了本年度深圳最具争议的民生话题。比如，多次经媒体披露的被相关职能部门查扣的电单车为何会流回市场售卖、谁在借查扣电单车肥已？交警查扣电单车以什么样的标准？基层派出所聘用的治安员有没有上路查车的执法权？诸如此类疑问市交警支队至今都没有正面回答市民的疑问。
不仅如此，深圳交警近几个月以来查扣的数以万计的电单车，市民赎车也“路漫漫其修远兮”。家住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的市民李先生，在今年3月25日推车去原售车点维修，结果还没到维修店就被宝安交警大队民警扣车。原本很简单的“你扣车我交罚款取车” 一件事，结果却令市民李生逼得走上了一条“民告官”之路。
要罚6000元起诉宝安交警
宝安交警查扣电单车有个三个月的取车期。意思就是凡查扣的电单车三个月的期限内没人来交罚款认领，将视作无主车予以没收。众所周知，凡骑电单车出行的市民一般收入都不高，市民李先生也属这种情况。扣车后没几天，李先生前往宝安交警大队接受处理取车，被窗口工作人员告之“要罚6000元”；李先生急得脸红脖子粗声辩：“我这是电单车啊，买辆新的也不过3000来块钱，怎么要罚6000元？” 工作人员进一步告之李先生：“你有没有驾驶证？如果没有，先拘留后取车，你去拘留完后再来取车吧。”李先生不断重复告诉工作人员“我的车是电单车不是摩托车，凭什么按机动车处罚我？” 工作人员没有好脸色告之：“给我叫什么？处罚单上就是按机动车处罚，有什么问题你找扣你车的人去。”
没取回车的李先生回家后越想越会，明明是非机动车，凭什么说是机动车？没公理！不是说自古以来就民不告官吗，我偏要告他们(指宝安交警)去。于是，李先生一纸诉状将宝安交警大队起诉至宝安区人民法院。5月17日，宝安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决定：“对李生的起诉，本院不予受理”。
5月23日，李先生不服宝安区人民法院裁定，上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7月3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决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民告官告官难。李先生的漫漫取车路以输官司而告终，在深圳千千万万被扣电单车的市民中决不是个案。据悉，有些执法单位就是故意抬高取车的门槛，从而使被扣车者望而却步放弃取车，造成这些被查扣的电单车流入二手市场转卖，形成一条庞大的利益链条，成为某些特权阶层谋利的工具。
民告官能胜诉吗？这是一个值得大家深思的沉重社会话题。
“20公里、40公斤”是宝安交警重罚之保护伞
支撑宝安交警重罚市民李先生的依据是《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GB17761-1999)旧国标。而这部距今达14年之久的旧国标中又有电动自行车“时速不能超过20公里、整车重量(含铅酸电池) 不能超过40公斤”的滞后规定。这一“规定”又成了一些禁电城市的保护伞随意开罚。如宝安交警重罚市民李先生的依据就在于此，他所骑行的电动车就是超过了这一“规定”被定性于“机动车”而遭重的，引来了一片质疑声。对于质疑，宝安交警的解释是，在新国标没有出台前，按旧国标处罚电动自行车上路不存在什么问题。有依有据。看了宝安交警按“机动车”重罚李先生的所谓“政策”，似乎都没说清楚电动自行车“何罪之有”。既然是国家允许生产销售的商品，怎么能说禁就禁任意加重处罚呢？
对于宝安交警不顾80万靠电动车出行低收入人群的社会民生问题，其执法的标准又是一部不与时俱进的旧国标，值得深思。其实，现今宝安交警执法有没有新的法律法规作依据？答案是肯定的。2012年8月14日，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有关部委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持下召开座谈会，经过讨论得出“《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的修订要适应产业发展的新形势，坚持安全、环保、节能的原则，不受限于《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等现有国家标准相关条款的规定》”的明确规定。这个“规定”要求现今国家允许生产的电单车无论上路还是待售，都不受限于《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等现有国家标准相关条款的规定。而宝安交警无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人为地抬高被查扣电单车处罚的条件，让被查扣者望而却步弃车。
据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交通研究中心有关专家介绍，在我国发展和使用电动自行车，是合乎法律的。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1999年颁布的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电动自行车是以蓄电池为辅助能源，能实现人力骑行、电动或电力辅助动力功能的特种自行车，其最高车速不应大于20公里/小时、整车质量不大于40公斤，属于非机动车。“国家法律与标准为我国电动自行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也表明政府对发展电动自行车所持的态度是肯定的。”
换言之，“20公里、40公斤”的标准紧箍咒，也是电动自行车的保护伞。一旦脱离保护伞，电动自行车就无安身立命的根基了。但是，宝安交警在处罚李先生等一大批靠电单车出行的市民时，把原本属于电动车产业的标准紧箍咒，偷换概念用来作为查处电单车的依据：凡超过“20公里、40公斤”的上路电单车一律视作“机动车”重罚，假以创肥己。
管理难到位就全面禁行的粗放管理模式，有悖于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创新社会管理宗旨。任何交通工具上路，无论是小汽车，还是电动自行车，都享有行路权。任何执法部门都不能随便找个“由头”，就成为剥夺电单车使用者道路权利的理由。
民告官不立案是在帮政府倒忙
市民李先生起诉宝安交警支队维权告官，最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不予支持输掉官司而形成民告官难的怪圈，这算是咋回事？法院置相关法定程序于不顾的是：李生要求撤消原眚裁定并发回原审法院继续审理的上诉请求，中院不予支持、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面对法律诉讼不作为，明显是一种失职、违纪的行为。如果法院可以把公平正义弃置一旁，趋利避害，选择性司法，公众还有什么理由相信法院？所以这无疑是一种自我否认、自毁长城的行为。撇开法律伦理不说，民告官，法院不立案，是帮政府的忙，还是帮倒忙，为政府添乱，很值得商讨。我们不妨从立案与不立案的得失谈起。受理立案，秉公司法，宝安交警可能会输官司，从而承担违法的责任，譬如还有附连带责任，甚至被迫赔礼道歉等。有形的法律、无形的形象，政府违法的代价是失民心，但这是必然的，谁叫官员们不依法行政呢？
不受理立案，把公众在地方寻求司法救济之路堵个严实。盖子可以盖严实，水不能不沸腾，谁见过什么盖子可以把沸腾的水永久盖住？案件可以不受理，但矛盾不会自动消失。压迫久了，积怨深了，就像被泥沙强堵起来的堰塞湖，寻找突破口，冲堤而泄是必然的。公众要么寻找更高级的司法或行政救济，譬如越级上访；要么非理性表达，通过群体事件发泄。公众的非理性表达，无论对社会秩序还是政治秩序，其伤害都是巨大的，也是时下让基层官员最头痛的。
受理立案，或许能够纠正基层政府的错误行为，扭正发展方向，增进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不受理，只会导致矛盾暗藏、危机潜伏，等到下一次爆发时，其能量恐怕就呈几何级数递增了。由此可见，法院不受理行政诉讼，不是帮政府忙，而是在添乱，实属不智。
当然，当地法院屁股主动坐到基层政府的椅子上，自觉与政府保持“高度一致”，也有“难言之隐”，值得同情。新闻披露，就在前几天，深圳松岗街道洪桥头社区就是因为交警查扣电单车而发生暴力冲突。事件的起因是交警在路上查车，一路过市民本能地高呼“警查在查车”，意为提醒后面骑电单车的市民注意。这种现场“通风报信”式的呼叫惹毛了执法警察，现场交警发疯般骑着执法摩托车猛追并被撞倒，引起了现场围观市民的极度气愤，将现场执法警车掀翻，与执法人炎发生激烈冲突。市民动粗应对查扣其电单车的执法人员，自今年以来在深圳市决不是个案；还有最近发生在北京的“首都机场爆炸案”，起因也是因东莞警方查扣电单车引起，事后被执法人员打伤的事主也是出现告官难的困境而走向极端，这些令人沉重的案例在一定程度上都与民告官难存在着某种关联。在这种法院立案与否要征询政府，受政府控制的情况下，行政诉讼受理难、立案难，就不足为奇了。问题一下子又回到司法独立的原点上，这个问题显然超出本案，超越深圳，更不是一下子能够说清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