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佛山两起醉驾交通肇事者获重刑事件、8月起全国严惩醉驾等新闻，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和热议。这些典型事件对提高国民的交通安全意识、提升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对交通安全状况的重视与管理起到积极作用。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追问一个“冰点”话题：中国刚刚进入出行机动化时代和汽车社会，其副产品“道路交通事故”就敲响我们的大门。这一社会格局的变化给当下的交通安全环境造成何种影响，给交通环境治理带来何种新命题？给全社会的公共交通安全意识带来了何种新挑战？尤其是当汽车频频充当肇事甚至杀人工具时，全社会是否需要重新思考 “汽车安全”的定义？如何才能建造“人·交通·社会”和谐共存美好环境？

　　9月19日， “汽车社会·安全共享”高端沙龙在广州举行，沙龙集合了国内著名法学界、社会学界、汽车安全研究领域以及汽车生产企业、资深媒体评论界的精英人士，他们对以上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次论坛由南方都市报主办。南都资深评论员宋志标表示：公共交通安全，属于民众安全需求的基本内容。出行本身的质量如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基于此，媒体应的事业。媒体介入公共交通安全话题，旨在表达公众意志，宣扬交通文明理念，多做力所能及的公益促动行动。

　　与会嘉宾有：同济大学汽车安全技术研究所所长朱西产教授、交通部管理干部学院政法教研部主任张柱庭教授、广州市社会科学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蔡国萱研究员、广汽本田技术部部长黄永生、南方都市报资深评论员宋志标等嘉宾。

　　张柱庭：汽车社会的安全共享，我们到底缺失了什么？

　　沙龙上，张柱庭教授给出了一系列数据，证明我国我国的交通安全形势依然在高位运行：2002年，我国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达到109381人，这个记录是世界第一。但自2006年以来，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世界第一的帽子已经摘掉。2008年死亡为73484人，达到了每万车死亡死亡率为4.3(2007年是5.11)，而英国是为0.87，法国为1.3，德国0.9，日本0.63，美国1.61，由此可见，我们的交通安全形势依然在高位运行。2008年《中国道路交通安全蓝皮书》调查影响人民安全感五个因素，在交通事故、刑事犯罪、公共秩序混乱、火灾、其他五项中，交通事故占38.20%。交通部管理干部学院政法教学部主任张柱庭教授从社会大众在汽车文化、安全知识、交通法治、人文环境四个方面的“缺失”分析了国内汽车安全事故产生的诱因，并提出了补救的建议和措施。

　　同时，针对醉酒驾驶的话题，张教授提供了他亲自参与的一份调研报告，报告显示：酒后驾驶让车主反应时间延长至少一倍。以时速120公里为例，驾驶者从看到事物到有反应采取措施时52米已经出去了，而由于酒后驾驶而发生的交通事故中大部分是在这个距离内发生的。由于法律没有明确定罪和恰当量刑，目前醉酒驾驶肇事等严重违法造成的事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重刑而引发社会争论，张柱庭认为法律没有起到惩罚、震慑、规范的作用，这是立法的缺失，是汽车安全的致命伤。同时，与立法缺失相比，执法上的缺失则更像是“伤口上撒上一把盐”。行政执法的“选择性执法”则助长了人们的“侥幸心理”，相信自己不会出事，出事是别人的事，这极大地提高了事故发生的可能性，而且“选择性执法”也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因此他建议，启动修改刑法程序，加强判罚力度，交通执法方式也必须是“防止”性的，不能是事后“侦查”性的。补救现有缺失，才是汽车社会安全共享的任务。

　　附——酒驾驾驶的反应时间与采取措施距离的关系表

　　速度         每秒距  视觉感知到踩自动踏板的反映时间0.75秒

　　时速120公里    34米    26米 酒后加1倍 52米

　　时速100公里    28米    21米  42米

　　时速90公里    25米    19米  38米

　　时速80公里    23米    18米  36米

　　蔡国萱：关注交通社会的资源分配不平等现象

　　在国民生产总值(GDP)与道路死亡率的比较中，学者发现，GDP越高的国家道路交通死亡率会比较低，交通相对较安全，比如说瑞士、新加坡、芬兰，GDP和城市发展比较好，行车安全的表现也很突出。广州市社会科学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蔡国萱女士认为，交通现象一种社会文明的表现。

　　交通安全有四要素：车、人、道路、规则，人在其中是最重要的。四要素的关系若处理不好，便会带来城市交通不和谐。不和谐首先表现为人与交通之间的不和谐，在城市交通规划中，人的地位的衰退，在城市步行系统的建设过程里没有认识到步行是城市交通系统的组成部分，忽略了行人的需求。另外，城市交通对人的身体安全构成一定威胁，表现在噪音、污染等。另一方面，城市交通资源理应是社会公众的共同资源，应该面向全体市民公平分配，然而交通发展的进程中分配不公的问题则让市民利益受到侵害。蔡国萱说，当代人权利享有平等性和全面性原则要统一。安全性是城市交通的最基本要求，城市交通安全是首要的。

　　广汽本田：以“安全”作为开展事业的主题

　　广汽本田技术部部长黄永生在主题发言中就汽车企业的汽车安全理念及研发成果，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感方面进行阐述。他表示，近年来，我国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逐渐下降，但是行人占总死亡人数的比例始终高居26%左右，每年2万多个行人被飞驰的汽车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可令人遗憾的是，目前行人保护在中国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汽车厂家对汽车安全知识的宣传还大多仅局限于车身的碰撞安全性能，对行人保护关注甚少。因此，开展行人保护研究、提高车辆的行人保护能力在中国有着更为迫切的现实意义，加强对行人保护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已成为汽车厂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刚刚过去的8月份，广汽本田成功举办了国内首次行人保护碰撞试验。广汽本田此举希望能够唤起全社会对行人保护问题的共同关注，致力于从理念和技术两个层面推动构建更加和谐有序的汽车社会，从而与各方共同推动行人保护方面的技术进步。据了解，相关行人保护标准的制定已经完成，目前该标准已经进入审批阶段，年底可正式颁布。

　　广汽本田的安全理念和安全活动，完整地体现在四个层次的安全基本体系之内：0层次——安全教育、1层次——预防安全(主动安全)、2层次——碰撞安全(被动安全)和3层次——事故救助。安全理念和安全体系的建立，也是对Honda品牌“安全、环保、节能”DNA的继承和发展。在同步引进Honda最新产品的同时，广汽本田也将先进的安全理念以及安全技术带到中国，并结合中国现状，以实际行动推动和谐交通环境的建设。

　　广汽本田一直致力于安全驾驶普及教育，自2007年起，面向员工、车主和社会公众举行巡回安全驾驶训练营活动，向公众传递正确的安全驾驶知识，提高交通安全意识。两年来，培训对象已经超过千人。今后还会通过广汽本田特约店及与当地交警、驾驶学校等部门单位合作，帮助更多的车主树立交通安全及安全驾驶意识。

　　技术方面，本田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车辆安全性的研究，研究表示当行人与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最主要的死亡原因来自于行人头部的伤害，而最主要的重伤部位是腿部。为了保护行人头部，行人保护车身的发动机罩、翼子板支架等部位采用了碰撞吸能结构；为了保护腿部，保险杠的前部也采用了碰撞吸能材料。广汽本田的各款产品(雅阁、飞度、锋范、奥德赛四个系列)都应用了行人保护设计，基于HONDA的行人保护技术，以雅阁为例，前部的设计考虑到在事故发生时与行人的碰撞，并确保减低冲击力以保护行人。针对最容易受伤的腿部，雅阁前保险杠采用了吸能材料和结构设计，能够吸收对行人腿部的冲击；针对容易受到致命伤害的头部，发动机罩和发动机顶之间预留了缓冲空间，并且发动机铰链采用了易折断的设计，翼子板支架、雨刮器支座都使用了吸能的设计，确保对行人的保护。

　　朱西产：未来汽车安全提供一体化安全概念

　　在汽车行业有哪些保障安全的新技术正在开发利用？未来发展趋势又将如何？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汽车安全技术研究所所长朱西产教授就此做的《汽车安全新技术及道路交通安全新理念》的主题发言，并结合了时下热议的交通事故加以说明。

　　据悉，国际领域中最新的汽车安全理念是一体化安全概念，传统汽车安全是以主动安全、被动安全为主，如ABS、ESP等装备，紧急刹车的时候能够保持汽车的运动稳定性，这是主动安全的标志；被动安全是不断强调安全的车身、安全带、安全汽囊。而一体化安全产品，随着电子化的发展，智能化大量运用于汽车上，增加了以ITS为基础的基础化驾驶辅助系统及预碰撞安全技术，并且正在走向成熟，新安全技术可能会更多谈及这方面。一体化安全概念把整个事故以及事故前过程分为“危险没有出现之前”、“出现危险的时候”、“碰撞可能发生”、“碰撞无法避免”这几个方面。过去传统被动安全主要是在D和E极端，A、B阶段主要是主动安全部分，随着汽车电子技术发展会加入预碰撞系统和驾驶辅助系统。

　　同时，汽车安全领域的权威评价机构NCAP评价体系在2009年做了重大变革，从以往只侧重对车内乘员的保护转变为对车内乘员的保护、车内儿童的保护、车外行人的保护“一个都不能少”。朱西产分析认为汽车安全，要对车内乘员安全和车外乘员安全同样注重。目前国际上道路交通安全的新理念侧重于均衡发展，汽车安全是道路交通安全里面的重要部分，但不是全部。朱西产打比方说轿车遇见卡车，就是“秀才遇到兵”，面对血肉之躯，轿车很威猛；当遇到钢板厚达5-8毫米的卡车时，轿车也变得十分脆弱。所以，不能片面地提高单个车型的汽车安全技术，靠单车型技术安全无法保证道路交通安全，要均衡发展，“为了所有人的安全”，只有“汽车与社会和谐共处”才能获得安全的道路交通，才能确保社会的和谐发展。

　　媒体：参与公共交通格局建设，表达公共意志，影响政策走向实施

　　杭州飙车案、成都孙伟铭醉酒肇事案，每起血腥的交通事故都是率先由媒体报道的，媒体是社会的公器，站在媒体立场，又要如何理解汽车社会的和谐交通问题，如何推动这一进程？南方都市报资深评论员宋志标作了《媒体视野中妨碍和谐交通的权力阴影》的主题发言。

　　总结新闻媒体的做法，在呈现公共交通安全、敦促和谐交通的主旨上，大概存在两种既不同但也是相互呼应的操作手段。其一为个案上的掘进，其二为政策上的批评。

　　个案上的掘进可以总结为：以个案报道的形式，挖掘单个新闻事件上蕴含的社会情绪，从交通安全切入对权力的评估，赋予新闻报道以警示的价值，这是媒体报道杭州70码事件至成都孙伟铭案的普遍做法。政府或权力对这些舆论的呼应，比如对醉驾等的严打态势，是否能够稳固下来，是否能够成为日常行政的指导，现在还不可贸然乐观。

　　此外，宋志标结合南都在实际报道上操作，表示对涉及公共交通的政策变动及其批评，同样重要。尤其对注重地方公共事务的南方都市报，这最契合所谓“和谐”的总体要求。从洛溪桥收费终结、羊城通优惠政策变动、广州大桥南人行天桥是否拆除、广州BRT建设、包括尚待终决的黄埔大桥收费听证等报道可见。

　　公共交通安全，属于民众安全需求的基本内容。出行本身的质量如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媒体也应多做公益促动的事业。媒体介入这些事件，就是为市民代言，参与到公共交通格局的建设中，表达公众意志，阐明立场，影响政策的实施和走向。

　　宋指标最后总结，达成一个对人有绝对尊重的公共交通格局，不可能一蹴而就。交通给人带来的不安全感从属于社会的整体不安。实际上，那些负面的因素不会主动退出，新闻媒体就是要与人、与人道和人性站在一起，供应与负面因素相抗衡的动力，为大众输出正当且正确的信念。而这，也是一个真正有担当的媒体理应保育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