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广州车展，当在全新一代伊兰特HD车型基础上进行本土化适应改造的HDC概念车（悦动）掀起盖头时，漂亮的外观背后隐藏的是北京现代内中韩双方的艰苦但必要的磨合。

　　灰色2007

　　2007年的北京现代，产销量双双下滑。对外，北京现代用“调整年”定义2007年，该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洪炉也在2007年末至2008年初的一段时间内直言北京现代遭遇了“成长的烦恼”。

　　“灰色2007”让外界对这个曾经创造了“北京现代速度”和“伊兰特奇迹”的企业充满了质疑。单凭新车型失利一条原因似乎还不够为北京现代的快速下滑埋单。

　　2007年北京现代采购体系由依靠以韩系“摩比斯”为主的“战略采购”向“竞争采购”过渡的敏感事实，使得外界更加关注这家合资公司内部中韩双方“话语权争夺”的话题。HDC而非HD在2007年底的出现，好像更印证了在新车型选择上，双方也存在类似“主导权”之类的“争夺”。执拗的韩国人和从不服软的北京人僵持在北京现代，曾被外界分析认为是造成2007年这家企业下滑的原因之一。

　　话语权之争？

　　在北京现代内部争吵确实存在过，但这种争吵更多是出于两种不同观点之间的碰撞，并非是简单对“话语权”或“控制权”的要求。

　　曾在北京现代汽车任职的一位人士介绍，2007年上半年，为了向韩方证实“战略采购”比例过高导致公司的产品和竞争对手相比不具成本优势，中方几乎想尽了一切办法，其中自然不乏与对方的争论。

　　而这种各执己见的争论在生产技术部门也会存在，生产本部长李继凯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解释：“这不是争不争话语权的问题，而是双方因为背景不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同，谁都想说服对方。”

　　记者了解，在制定北京现代发动机厂二期工程建设决策时，中韩双方就出现过类似的争论。“韩方按照经验提出，要将二期工程的发动机生产线做成刚性生产线，这样的好处是生产效率高，投资相对较小。”李继凯回忆，“但是中国汽车市场需求变化太快，一旦产品需求发生变化，刚性生产线几乎无力应对，到时再改造，投资反而更大，国内已经有工厂在这个问题上吃过大亏，因此中方坚持要建设柔性化生产线。”

　　在经过一番争论后，韩方认识到中国市场需求变化的迅速，最终同意了中方的意见。“事实上韩方后来拿出了更好的方案，即建设一条刚性生产线和柔性生产线组合的生产线，不仅满足了未来市场需求变化的需要，还巧妙地节省了投资，双方都很满意。”李继凯告诉记者。

　　悦动模式

　　从HD到HDC的转变过程，则是中韩双方观点融合的另一种体现，而非通过争“权”而得到的效果。

　　定期将韩国本部的新产品向北京现代输送，曾是合资公司的产品策略，但经历御翔和雅绅特的失利后，合资公司开始反思这种策略是否适合中国市场。

　　因此当合资公司看到原本打算在北京投产的HD样车时，反对意见立刻被提出，“HD必须进行本土化改进，否则中国消费者肯定不会接受，成本也无法和对手竞争”。

　　与HD同时进行本土化改进的还有2009款新御翔项目。北京现代技术中心主任苑文学回忆，2006年北京车展时，合资公司的领导在参观完竞争对手车型后当场开会，“御翔的外观内饰必须进行更改，否则无法与竞争对手抗衡”，随后会议纪要被韩方工作人员带回韩国现代汽车总部。

　　很快，韩国现代汽车向北京现代中方透露了当时还处在保密状态的2009款索纳塔开发计划，但中方认为，2009款索纳塔也不能完全适应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必须再做本土化改进。

　　之后，代号NFC的2009款新御翔改进项目便在韩国现代的研发中心内与HDC项目同步进行。

　　“当然，说服韩国方面进行本土化改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要先说服合资公司内的韩国同事，意见一致后，韩国同事又会回国去游说，当时合资公司准备了大量资料，光竞争对手本土化改进成功的案例就做了许多。”苑文学介绍，他认为中国市场独特的发展情况和地位促使韩国现代开始重新思考中国战略。

　　“一旦韩国现代方面接纳了这种观点，剩下的事情就相对简单。他们会很认真听取中方的意见，比如NFC的每一轮外型改进，北京现代都会派队参与评审，对于这边提出的修改意见，能更改的会马上更改，不能更改的对方会给出理由。”

　　2008年4月，北京现代伊兰特·悦动（即HDC）上市后，单月销量突破万辆，取代伊兰特成为北京现代最畅销车型，而据记者了解，这种被实践证明成功的“悦动模式”，将会如同北京现代产品的独特基因，在未来合资公司投产的每一款新品中体现。

　　■ 记者观察

　　君子之争

　　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中，北京现代是一个存在着严重的权力之争的企业，而争夺权力的双方即为合资双方。

　　“这不是争不争话语权的问题，而是双方因为背景不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同，谁都想说服对方”，生产本部长李继凯认为，出发点已经决定了“争执”是良性的。

　　他给记者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北现发动机厂二期工程，一个是北现第二工厂。在这两个重大的项目上，合资双方都有着非常大的争议，事后看来，在发动机项目上，韩方的方案有些保守，也不够长远，担心高投资的柔性生产线（可改造升级）给合资企业带来沉重的压力。在第二工厂项目上，中方又过于保守，对自动化生产线的方案不够信任。然而在激烈的争执过后，双方均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看法，并迅速修正方案，提出更好的改进意见。

　　作为技术人员，他不认为这种争执是在争夺话语权。

　　在记者看来，这是君子之争。

　　专题报道/本报记者 陆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