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汽车” 的汽车记者

　　口述：林钢 整理：《汽车商业评论》记者 葛帮宁

　　今年82岁的林钢，是中国最早跑汽车口的记者之一。他用笔和文字打开了一个窗口，让世界了解中国汽车发展的点滴历程

　　82岁的林钢坐在位于《人民日报》东区的宿舍里，看着我从书包里掏出的数码录音笔，惊讶地问：“这是什么？”当证实是采访录音笔时，他有些哑然失笑：“连录音笔都这么先进，看来我是真落伍了。”

　　采访林钢是采访孙敏①后定下的题目。吸引《汽车商业评论》关注他的原因，一方面是孙敏提到林钢当时采访吴官正(原江西省委书记)的一个细节，另一方面他是国内最资深的跑汽车口的记者。我很想知道：当时的汽车记者如何记录历史？如何看待那时的中国汽车工业？有何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约采访的过程还算顺利，在电话中感觉到这将是个慈祥的长者。在我自报家门、礼貌寒暄、讲明来意后，老人家说：“我们是同行，我不应该拒绝你。但可能会让你失望，因为我对汽车仍是个外行，可能谈不出你想要的东西。”

　　2008年4月6日下午，我敲开了林钢家的门。接下来我就听到了这样一个曲折的故事：他本来梦想自己从上海美专毕业后进入艺术界，结果19岁那年书没念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就参加了新四军，他做了记者，从《大江报》到《长江日报》到《人民日报》，长期从事政治和文艺报道。1957年从一篇报道突破被打成右派下放。

　　一走就是整整22年，这22年他都在劳改：他到过国营农场，到过内蒙古，最后回上海老家当过营业员，在最基层的供销社里卖酱油、醋和香烟等，站了十几年的柜台。1978年底他再次回到报社，一切都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他选择了自己最不熟悉的经济领域继续从事新闻报道工作。

　　一晃又是十来年。1999年他彻底封笔。他写的最后一篇汽车报道是《希望在别克》，他走访的最后一个汽车企业是美国克莱斯勒公司。

　　采访朱镕基

　　就像我在电话中对你讲的一样，在汽车业我是个外行，谈不出什么东西来。那天你打完电话后我就想，我能说些什么？我都写了些什么？我想我先从一篇文章讲起吧。

　　你们现在使用的录音工具都这么先进了？我们那时只有磁带录音机，但一般我都不用，被采访的人一看见这机器就不爱说话，我也怕对方不自然，所以比较忌讳。我喜欢在轻松的氛围中与被采访者聊天，这样聊出来的东西才更具真实感和现场感。

　　只有一次例外，那次采访内容是上海大众桑塔纳的国产化问题，采访对象是朱镕基。他当时是上海市市长，还兼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一职。在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期间，他就分工抓国产化。1988年2月他就任上海市长后的第六天，他就到上海大众汽车厂检查工作。

　　就像你们说的，我当时也希望记录准确一些，所以我第一次带了袖珍磁带录音机，同行的《中国汽车报》记者陈静仪帮我管录音，磁带半小时就得换一次。回来后，她还帮我整理录音。采访时，朱镕基反复强调一个观点，他说：“国务院确定发展汽车工业的方针：高起点、大批量、专业化，完全正确。高起点，丝毫不能动摇”。后来我以此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在业内反响较大。

　　写这篇文章的背景也值得一提，当时人们对桑塔纳轿车的国产化进展缓慢议论纷纷，舆论一度有明显的倾斜：责备的人多，表扬的人少，批评集中在一点：国产化进程缓慢。经过采访，我发现，汽车行业中的“国产化”至少有两种模式、两种内容：一种是以引进日本技术的天津大发为代表，它走的是一条通过引进技术，中国人自己说了算，较快地把中国汽车工业的水平，从现有基础提高到一个新的台阶的道路。

　　上海桑塔纳属于另一种模式。客观地说，这是更高层次的国产化。它与前一种模式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是中国厂长说了就算数；而后者的每个零部件必须按照合同规定拿到西德去测试，由总部设在狼堡的西德大众公司认可。

　　这下就在国内掀起了一阵波澜。什么“中国人在合资企业中没有自主权”啊，什么“大权旁落”啊，最严厉的指责把这种做法认为是“丧权辱国”。而德国人在技术方面就是倔，丝毫不让步，坚持按合同规定办事。上海汽车行业的人们都顶住了这些巨大的舆论压力，直到某高层领导说：“在中外合资企业里，要让外方经理完全按照国际惯例来管理企业”，争论的声音才渐渐弱了下来。

　　这也难怪，那时中国才刚刚开始搞轿车。时任上海大众公司总经理王荣钧说，过去几十年，我们干的是卡车，而卡车和轿车的技术水平，差了几个数量级。打个比方，造卡车是小学水平，造轿车就是大学水平。最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和西德的技术差距实在太悬殊了。”

　　作为我国第一个引进的轿车项目，桑塔纳一开始搞国产化，立刻把我国基础工业的落后暴露出来了。我们的零部件工厂，过去是为卡车制造配件，而且大多数设备陈旧，工艺落后，只相当于60年代水平，差距是20年至30年。因此，桑塔纳的国产化率，即使是提高1%，也很了不得。

　　有些原材料国内根本没有。在全国招标时，所有拿到图纸的厂家看了都心中没底，都说“从来没见过这样高的标准！”，有的厂家看了样品就跑了，不敢接手。

　　怎么办？德国专家到贵州考察定点厂时，对归口于航空航天部那些制造飞机和导弹的三线厂很感兴趣，因为这些藏在深山老林中的国营军工厂有非常好的设备和非常好的技术工人。但这些军工企业对大批量生产的轿车零部件也感到棘手。中国有不少能工巧匠，却缺少高技术。中国的一个车工可以把零部件做得非常精致，但要是将100万个零件都做得丝毫不差，那就达不到。

　　有位爱好文学的工程师曾用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来描述他们为桑塔纳配套的艰辛：“在盐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

　　写那篇报道最后一位采访对象就是朱镕基。他告诉我，当时有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意见说：“中国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道路状况也还很差，桑塔纳主要是在国内销售，从实际出发，可以灵活些，分几步走，不必把国产化的标准悬得那么高！

　　但朱镕基坚决不同意。他说：“我们一定要坚持西德大众标准，绝对不许瓜菜代！”定点在各地的162个为桑塔纳配套的零部件工厂，必须严格执行这个规定。比如说用布做成的汽车座垫，它并不影响到人身安全，完全可以用其他布来代替，但是不行。再比如汽车上的雨刮器，德国大众标准是多少万次后一点都不走样。我们也必须做到那样。

　　许多配件以我们当时制造工艺水平是造不出来的。上海就一家家地去选厂，这个厂不够资格就选另外一家，选好后觉得这个厂造出来的配件仍然达不到要求或者技术力量不行，也得退回去重新选择。往往很多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仍然达不到要求。但上海人也的确了不起，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硬是把桑塔纳给做起来了。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朱镕基当时对我说的话：“德国轿车的技术水平，在世界上是属于最先进行列的。”他说，牌子不能倒。我们还要打进国际市场去。干工业，牌子闯出去以后，质量只能提高，不能下降，所以，国产化一定要货真价实。如果把标准降低，即使是百分之百的国产化，我们也不要。4200个零部件，只要一个零件不行，整个牌子就可能倒掉。”

　　这次采访给我的教育很大，印象很深。朱镕基的观点也在此后长期采访历程中深刻地影响了我。我对于汽车高质量的宣传也是不遗余力的。包括我后来去其他汽车企业采访，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拿这个观点、这个标准去衡量。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的轿车工业实际是从上海开始的，他们从一开始就坚持高起点的方针不动摇，狠抓质量，中国轿车工业能取得今天这样辉煌的成绩，与那时打下的扎实基础分不开。 十年汽车报道

　　我是在退了休以后才开始跑汽车的。我原来在《人民日报》当记者部主任，主要是做行政工作。退下来后，很偶然地闯进了汽车这个圈子。我的身体不错，还想做些事情。尤其是怀有一种追回被浪掷的22年生命的情怀，时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艾丰就说：“到我们这里来吧，欢迎你来。”

　　巧合的是，我退下来的第二天，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宣告成立，给编辑部发来请柬。艾丰对我说：“老林，这个会你去参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