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开步了，各地的汽车厂一样想上轿车，耿昭杰要保存技术力量，不愿意给人，原因就在于此。而且他的动作更大，早在1985年国家同意发展轿车之前，他们就把美国克莱斯勒公司一套排量为2.2升的30万台轿车发动机生产线买下来，并派人去拆回来，同时在一汽的西面买下了很大的一块地，进行了“三通一平”，为以后快速建设轿车厂做准备。这都是在国务院没有批的情况下干的，一汽厂长耿昭杰料定国家会发展轿车，所以他先走一步。我也知道这件事，我也是支持他干的。这里就出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发动机生产线买来安装了，克莱斯勒公司就认为一汽方面肯定会和它合作生产轿车，所以当一汽和他们谈合作生产轿车时，他们就开出了1760万美元“入门费”的天价。谈判了很长时间，他们坚持一分钱不降，耿昭杰的轿车计划卡壳了。

　　此时中央北戴河会议已经决定将汽车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允许国内几个主要汽车企业大规模发展轿车了。1987年年底，中美“大西洋论坛”在美国夏威夷召开，此时朱镕基还在国家经委副主任的任上，中央指定他任中国代表团团长，段君毅、宦乡等人都参加了，我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会议开完后，朱镕基对我说：“祖涛，带我去看看美国的汽车工业。”

　　我将中汽公司驻美国的代表朱柏山调来一起陪同朱镕基到了美国著名的汽车城底特律。首先到了通用公司。通用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当时它的生产总值就有1700亿美元。它的总部和部分生产厂都在底特律，但是我没有带朱镕基去看这些，而是带他去看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技术中心和全球最大的试车场。当时在我的脑子里，已经有很明确的主张，中国要发展汽车工业，一定要注重发展开发能力，有了自己的开发能力，将来在大规模发展汽车工业的时候就可以开发自己的品牌汽车，所以我也要用这种想法来影响他。

　　通用公司的研究中心有一二十栋楼，在这里，朱镕基看得很仔细，边看边问边记。很巧，我们在楼里遇到了一个在这里工作的叫陈实的上海青年，他在美国的大学毕业，现在是通用的研究中心里一个很小的项目的负责人。中国人见了面很高兴，就聊起来。朱镕基同志问他：“你一年科研费多少？”

　　陈实回答：“500万美元。”

　　朱镕基同志吃惊地反问：“500万？”很显然，他为美国企业科研经费的投入之大而吃惊。

　　朱镕基同志又问：“你们研究中心一年的经费有多少？”

　　陈实说：“二三十亿美元。”

　　朱镕基同志沉默了，看得出，他很受震动。我们在通用还看了好几个试验室和汽车道路试验场。通用的道路试验场是20年代建的，60多年过去了，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大最现代化的道路试验场。看完后，朱镕基同志很有感触地对我说：“祖涛啊，咱们中国汽车工业将来要翻身，就要建这样的科研机构。”

　　我们在底特律参观时遇到了一汽副厂长范恒光带领的一汽的代表团，他告诉我们：一汽希望和克莱斯勒公司合作生产轿车，但克莱斯勒公司却开出了高达1760万美元的“入门费”。一汽为此和克莱斯勒公司在美国谈判，已经谈了近两个月了，美国人对此很不重视，显得有些漫不经心。为了不受制于人，一汽同时也在和德国大众汽车公司谈。现在德国大众公司的代表团和美国克莱斯勒公司的代表团都住在一汽的“74栋”(专家招待所)。德国大众因为和美国人竞争，给出了很优厚的条件，但一汽因为前期买了克莱斯勒公司的发动机，所以这件事还没有最后定。现在一汽知道朱镕基同志和我到了美国，专门派他们赶来请示意见，同时正好请我们到克莱斯勒看看。朱镕基同志说：“好，明天我们和你一起去见克莱斯勒公司的董事长，听听他们怎么说。”

　　一汽在引进了克莱斯勒公司2.2升的发动机后，曾真心实意地希望在轿车生产上与该公司进行全面合作，拟先引进“道奇600”轿车稍做外形修改后以CA7200小“红旗(参数配置 图库)”的名义供政府机关做公务车，如何做顺利也考虑用该公司C系列高级轿车改造大“红旗”。从当时的情况看，这是克莱斯勒公司抢先进入中国高级轿车市场的最好机遇，但克莱斯勒公司董事长亚柯卡没有重视这一机遇，或者说，他并没有认识到中国轿车工业发展的潜力，更或者，他压根就不相信中国能够发展轿车。从1985年到1987年，一汽的主要领导三次到克莱斯勒登门拜访，但亚柯卡从未出来见面。

　　第二天，朱镕基同志带领我们到克莱斯勒公司，亚柯卡仍未露面，克莱斯勒公司只安排了二把手格林与我们见面，并限定“只谈30分钟”。会谈中，朱镕基同志问格林：“听说你们与中国一汽在技术转让中遇到了价格问题？”

　　格林一点表示也没有，只是简单地回答说：“我知道。”

　　在交谈中，美国人对“入门费”的口气一点也不松动。他们认定我们已经买了他们的发动机，从整车匹配的角度看，我们就只能和他们合作，所以态度强硬。朱镕基同志对他冷淡的态度很不满意，他抬胳膊一看表，30分钟也到了，说：“好，我们不谈了。”起身离开克莱斯勒公司。

　　离开克莱斯勒公司后，他对我和范恒光说：“打电话告诉耿昭杰，德国的条件优惠，就和德国签。你们也还可以和通用公司谈，可以考虑和他们合作生产J系列轿车。”

　　耿昭杰接到电话，马上就和早已等候在一汽的德国大众公司签订了协议。克莱斯勒公司的代表团很快就知道德国人抢走了他们的生意，事情立刻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他们马上找到耿昭杰，态度激动地提出：“如果马上签约，我们的‘入门费’只要象征性的一个美元。”耿昭杰表示：“很抱歉，我们已经和德国大众签了协议。”

　　与亚柯卡相反，德国大众公司总裁多克尔·哈恩在与中国合作时则表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度。他看准了中国经济会快速发展，有抢先进入中国市场的战略眼光，当得知一汽要上轿车后，立即派出了以奥迪公司资深总裁斯丢皮希为首的代表团到一起访问。1987年9月大众奥迪访问团到达一汽后，以十分积极的态度提出将“奥迪100”轿车转让给一汽生产。一个月后，多克尔·哈恩又赶到长春，与耿昭杰促膝长谈，一致商定要以最快的速度签订“奥迪100”的技术转让协议。在德国大众和一汽开展合作一年里，1988年10月，克莱斯勒的亚柯卡带了一架飞机和庞大的随行人员来一汽访问，在参观问一汽后，他不无遗憾地说：“我来迟了。”

　　亚柯卡以他的傲慢和短视丢失了克莱斯勒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最佳时机。这件事也启发了我，以后和外国的大公司合资，一定要多和几家谈，要让他们之间竞争。我们从美国回来后，1988年，朱镕基同志到上海就任市长，接着就有前面向耿昭杰要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