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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帆远影:大运河上的江南文化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9月27日 12:39  新浪汽车

  如同人类其他交通工程一样,古代中国人开挖运河的直接目的是发展经济。经济是政治最重要的基础,所以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统治。受之影响,人们对运河的认识与研究,长期以来也主要局限于政治经济学层面。以汴河与江南运河为例,如宋人张方平说:“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大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有食则京师可立,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师,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通水利同言也。大众之命,惟汴河是赖。”(《论汴河》)如当代学者马正林指出:“邗沟虽然较短,但它的重要性却不亚于汴河。因为每年从江南运送的数百万石粮食和其他物资,都必须通过邗沟,才能溯汴而上,源源不绝地运到国都长安和开封。在某种程度上说,邗沟也就是汴河的延长,是唐宋王朝生命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宋运河述论》)尽管这些都是明显的事实,但由于其目光仅仅停留在“物”上,所以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在今天看来,由于这样两方面的原因,很有必要对前贤之论加以扩充,以使我们对堪与万里长城相媲美的大运河的认识更加全面,并由此而找到大运河更重要的现代性价值。首先,大运河的开凿与整修,不仅只为粮食、茶叶、丝织品等提供了便捷的流通渠道,由于“物”的背后是“人”,有着特殊的感性需要、精神内涵与文化形式,因而,从一开始,大运河本身也是南北、乃至古代中国与世界发生联系的重要桥梁。也可以说,在大运河的深层,还潜藏着一条文化的河流,它不仅直接串联起南北,也由于沟通了黄河与长江,从而间接地连接起更为广阔的空间,对中国文化大格局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其次,尽管大运河的鼎盛时代已经过去,对当今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功能大为减弱,但另一方面,正如“实用退潮,审美登场”这一美学原理所暗示的,大运河本身直接的政治经济功能衰退,并不意味着它已经寿终正寝;相反,正是由于它直接的功利性与实用性功能退居二线,才使它固有的思想、情感、记忆等文化审美功能获得了表现的可能,也就是说具有了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价值。坦率而言,我们对大运河所具有的、在今天看来更加重要的功能与价值,不仅在认识上嫌不足,同时在实践上更是落后于时代的。这对于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当然是十分不利的。

  近年来,在世界文化遗产的申请与保护上,有一个重要的新概念是“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 or cultural itinerary)。据有关专家介绍,文化线路是指带有起点和终点、具有一定长度和宽度的线性景观或网络系统,其特殊性在于“整体大于个体之和的价值”,如某段重大历史时期经常性和重复性运动的物理表现或认识表现,能够连接时间、空间,跨越陆地和水域,或者除了促进商品和思想交流外,还推动文化区域内或各文化地区间的共同发展。文化线路的主要特征是:(1)与一定历史时期相联系的人类交往和迁移的路线,既包括一切构成该路线的文化元素,如城镇、村庄、建筑、闸门、码头、驿站、桥梁等,同时也包括山脉、陆地、河流、植被等自然元素。(2)作为一种线形文化景观,它可以是国际的、国内的、地区间的或地区内部的;可以是一个文化区域内部的,也可以是不同文化区域间的。(3)它的价值构成是多元与多层次的:既有作为线路整体的文化价值,又有承载该线路的自然生态价值;既包括其内部的建筑和其他单体遗产自身的价值,也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涵的人文价值。从这些基本的界定看,在时间上始于春秋时代,历经整个古代社会,直到今天仍在使用,在空间上一直作为中国南北地区联系的重要枢纽,在古代甚至也一直具有联系中国与世界功能的大运河,无疑是世界文化遗产中一条重要的“文化线路”。

  所可惜的是,由于人们一直关注的是大运河的政治经济功能,致使其自身更重要、更具有现代性价值的文化审美功能长期被遮蔽起来。作为文化线路的大运河,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涵:

  首先,大运河的开通与历代的整修,对于古代北方先进生产技术与文化的向南传播,具有重要的交通走廊意义。如何荣昌先生说:“自从隋炀帝开江南河之后,不但改善了江南水陆交通的面貌,更重要的是使江南地区与中原联系在一起,从此,从此,江南地区与全国各地发生了广泛的经济文化联系,对江南地区以及东南沿海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唐宋运河与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如翁俊雄先生说:“唐前期,社会安定,运河畅通,南来北往的人们大致经由汴河路。开元、天宝时留下了很多之方面的记载。李涉和韦建先后沿运河南下,沿途作诗,以志此行。李涉有《濉阳行》(《全唐诗》卷883),韦建有《泊舟盱眙》(《全唐诗》卷257)。崔颢送友人南下,有‘长安南下几程途,得到邗沟吊绿芜’(《维阳送友还苏州》,《全唐诗》卷130)之句。岑参送友人南下省亲,云:‘汴水扬波澜,万里江南通。’‘老亲在吴郡,……复展膝下欢。’(《送张秘书充、刘相公通、汴河判官便赴江外觐省》,《全唐诗》卷198)上述濉阳、盱眙、邗沟、吴郡,就扼要地勾画出运河一线。”(《唐宋运河之古今》)由此可知,大运河文化路线的第一层即北方与中原文化的南迁,尽管文化沿运河南迁的研究相对不足,乃至于匮乏。

  其次,大运河的开通与整修,不仅直接刺激与活跃了中国区域间的物流与人际交往,同时也影响到古代中国与世界的外交往来及其路径。大运河又被称为“东方世界主要国际交通路线”,如北京大学田余庆在《运河访古》的前言中所指出:“大运河的作用,也不限于唐宋帝国内部。大运河的一端通过明州港以通海外诸国,另一段则从洛阳西出以衔接横贯亚洲内陆的‘丝绸之路’。可以说,大运河起着沟通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巨大作用。”具体到海上“丝绸之路”,如田余庆、李孝聪所指出:“唐宋……时期的丝织工艺、陶瓷制造术、建筑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以及各种文化书籍向海外传播,对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唐宋运河在中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说,大运河文化路线的第二层是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传播与影响地图。在以上两方面的研究中,尽管人们关注的焦点主要是经济与社会,但由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相互缠绕关系,文化交流的信息也已影影绰绰表现出来。倘若在今天沿着这个方向进一步开掘与探索,我想我们一定会描绘出一幅完整而生动的文化线路图。

  再次,还有一条重要的文化线路是江南文化对北方、中原文化的反作用与影响,与前两方面不同,这在以往基本上是被忽视的。因而对于这一文化传播线路,有必要在此作一重点阐述。以往的研究不重视江南文化的北向传播,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文化“重北轻南”的传统。北方是中国的政治、军事与意识形态中心,江南文化只是一个没有话语权的附属角色,这是人们往往只见北方与中原文化对江南地区的单向传播与影响的根本原因,而对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如果不是零星地提到,也基本上是缺乏深度关切的。传统“重北轻南”的意识形态,再加上“重经济而轻文化”的运河研究思维定势,共同造成了江南文化北行研究的缺席。如有人尽管注意到运河的开通,使江南的丝织工艺、陶瓷制造术、建筑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及各种文化书籍大量运往北方,如茶叶有“舟车相继,所在山积”(《封氏闻见录》卷6)之说,但至于这些江南物产对北方与中原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影响,则基本上是看不到有更深刻的“下文”的。而这种“重北轻南”的文化思维与心理模式,也直接影响到我们是否可以描绘出一张完整的大运河文化线路图。

  江南文化向中原与北方地区的传播,不仅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也有深刻的现实背景。这主要可从两方面看。首先是江南地区学术文化的后来至上。至少在魏晋以后,江南地区的学术文化就已超过了北方,如刘师培先生说:“魏晋以后,南方之地学术日昌,致北方学者反瞠其后。”(《南北学派不同论》)而到了两宋时期,杭州则成为全国的印刷业中心之一。如王国维先生说:“北宋刊本,刊于杭者,殆居大半”。(《观堂集林》第4册《两浙古刊本考序》)“南宋时,除官刻的‘监本’通行全国之外,大大小小的私家刻书铺,遍布杭城大街小巷,有名可查者就有十几家。就质量而论,也以杭州的印刷技术最高,汴京人叶梦得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汴京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建,多以柔木为之,取得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叶梦得《石林燕语》卷8)书籍的大量刊行,促进了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再加上杭州湖山秀丽,经济繁荣,运河交通的便利,又使之与各地的文化交流联系十分频繁和密切,可得风气之先,于是一时又成为全国人文荟萃之地。”(李志庭、楼毅生《运河与杭州》)其次是江南发达的文教事业培养出众多的优秀人才。江南地区经济生产力的发达,为人才的培养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在北方与中原,“不幸而有荒年,则伐桑枣,卖子女,流离失所,草芽木皮无不食者。”(丘濬《天下衍义补》)而频繁的战争也直接影响到文化再生产,“中州老师存者无几”,以至于明洪武二十年“特迁南方学官教士于北”。但在“膏腴千里,国之仓庾”(范仲淹语)的江南地区,则是“民既富,子弟多入学校。”(王世懋《二酉委谈摘录》)物质基础是精神文明发展的前提,早在北宋,南人考取进士的人数已多于北方,至明初,进士的名额几被南方人垄断,以至于明仁宗为解决南北文人之争,不得不于洪熙元年(1425)制定了“南方取十之六,北方取十之四”(《明史》卷七十《选举二》)的政策。以江南水乡同里为例,据有关统计,从唐初贞观年间到清嘉庆十五年间,同里出了一个状元,38个进士和80个举人。大量江南士子或游学或求仕,当然要把江南社会的文化、风俗、生活方式带往中原与北方。但是很可惜,在多数情况下,人们看到的是江南有多少船米、丝织品、茶叶等销往北方与中原,对于其文化的北行则很少予以关注。不仅士子与官幻,也包括为数众多的江南客商等,他们沿着大运河北上的历史与文化行程,至今未能得到重视与系统的研究,使一条原本应该更丰富多彩的大运河文化线路,不仅在形式上显得过于呆板,在内容上也是十分匮乏的。

  实际上,作为古代中国的交通大动脉,大运河上文化的南来北往从未停止过。如翁俊雄先生说:“德宗兴元以后,汴河复通。此后,南来北往的旅客,多经此路。刘禹锡自言:‘刘子浮于汴,涉淮而东,……次于淮阴。’(《刘梦得集》)卷24,《儆舟》)元和三年,李翱在《来南录》中记叙了他经河阴、汴州、陈留、雍丘、宋州、永城、埇口、泗州,‘假舟转淮上河如扬州——庚寅下汴渠入淮,风帆及盱眙,……壬戊至楚州,丁卯至扬州。’长庆四年(824年)白居易罢杭州刺史北归时,经汴河路,有诗《汴河路有感》(《全唐诗》卷446)。敬宗时,浙西节度使李德裕,在蒜山渡发现,每日有‘苏常百姓’百余人,经过这里到泗州的戒坛落发,‘意在规避王徭’(《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武宗时举子薛能下第南归,他沿汴河而下,有诗:《下第后夷门乘舟至永城驿题》(《全唐诗》卷559)。上述刘禹锡、白居易、薛能和‘苏常百姓’,全是经汴河路,或南下、或北上的。”(《唐宋运河之古今》)不止是唐宋,在明清时期,江南经济与文化获得更高层次的发展,大运河的交通枢纽意义也变得更加重要。上至公卿显宦,下至平民百姓,只要有船可乘,他们大多会舍鞍马、弃车轿。这在古代小说中留下许多动人的故事与细节。如《三言》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李甲是浙江绍兴府人氏,“自幼读书在庠,未得登科,援例入于北雍。”后来与杜十娘相识,两人从京城回来走的就是水路,“再说李公子同杜十娘行至潞河,舍陆从舟。却好有瓜州差使船转回之便,讲定船钱,包了舱口……不一日,行至瓜州,大船停泊岸口,公子别雇了民船,安放行李。约明日侵晨,剪江而渡。”在瓜州不幸结识孙富,最终出卖了杜十娘,杜十娘万念俱灰,投江自尽,在运河上演出了一幕悲惨凄美的爱情故事。又如《警世通言》卷一讲述明朝永乐年间,北直隶涿州人苏云往浙江金华府兰溪县赴任,“此去是水路,该用船只”。小说讲到,当时不论客货私货,只要揽一位官人乘坐,借其名号,便可免一路税课,所以船家不仅不要船钱,反而要送几十两银子为孝顺之礼,谓之坐舱钱。“苏知县同家小下了官舱,一路都是下水,渡了黄河,过了扬州广陵驿,将近仪真。因船是年远的,又带货太重,发起漏来,满船人都慌了。苏知县叫快快拢岸,一时间将家眷行李都搬上岸来。”但不幸遭遇强人,苏云被“棕缆捆做一团,如一只馄饨相似,向水面扑通的撺将下去。”类似的故事又见于《金瓶梅词话》第四十七回,小说写扬州员外苗天秀的家人苗青与小妾刁氏私通,被苗发现,痛打一顿,“誓欲逐之”。此时,天秀的表兄、东京开封府通判黄美寄书信来,邀其去东京游玩,兼谋前程。于是苗天秀带着家人苗青,“收拾行李衣装,多打点两箱金银,载一船货物”,“从扬州码头上船,行了数日,到徐州洪。停泊在陕湾,不料搭的船只却是贼船。两个艄子皆是不善之徒,苗青就和舟子合谋杀死苗天秀,苗青另搭了船只,载至临清码头上做起了生意来。”由于落魄书生、盐商子弟、青楼女子、贩夫走卒、势要权贵等,在南来北往中都喜欢走水路,“以登舟为安”,所以像这样悲欢离合的运河故事,是数也数不清的。

  对大运河的江南文化北行线路进行文化考古与重绘,不仅可以丰富对大运河文化内涵的认识,对于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化史也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区域文化虽然众多,但以北方的齐鲁文化与江南文化最为可观。正如我在《西洲在何处——江南文化的诗性阐释》中说:齐鲁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文化,而江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诗性文化,它们代表着中国民族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与文化理想,因而两者之间的双向交流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因为,首先,尽管伦理人文非常重要,是人与动物、文明人与野蛮人相区别的标志,但正如冯友兰说,“道德境界中人”可以做到不怕死,但却没有“生的快乐”,因为他们的审美机能在伦理异化中“失语”了,所以仅有齐鲁伦理人文是不够的。其次,这恰好突显出江南诗性人文对一个务实民族的文化价值。正是由于江南诗性文化对齐鲁伦理文化的制约与渗透,才使得过于刚毅木讷的中国主流话语容易获得自身的平衡。在原理上讲,有了充满现实责任感的齐鲁礼乐,可以支撑中国民族的现实实践;而有了超越一切现实利害的生命愉快,则可以使在前一种生活中异化的生命一次次赎回自由。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北方与中原文化一直占据主流,导致伦理文化与诗性文化的交流一直十分困难,所以在古代各种文献中,我们见到的往往是伦理文化对江南风情的“批判”、“辱骂”乃至于“诅咒”。而大运河的文化线路则在两者之间起到重要的沟通与交流作用,并使两种在原则上针锋相对的伦理与审美文化,在现实中获得了接触、理解与融合的可能。如古代北方士大夫在江南的青山绿水间可以重新发现人生的真谛;如在刘绍堂的运河系列小说中,也可以看到美丽、活泼,有一点自然与野性的水边女子,与儒家语境中“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闺阁中人”不同,在她们身上似乎更多地可以看到江南文化的身影。这就是大运河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新文化理念与重要精神财富,如果没有大运河,中国古代文化一定不会这样丰富多彩的。

   作者介绍:

  刘士林,1966年生于河北曲阳,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美学学会理事,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美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学学术创新团队负责人等。出版学术著作多种,代表作有《中国诗性文化》、《先验批判》、《澄明美学》、《新道德主义》、《苦难美学》、《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曾获第12届中国图书奖、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

(编辑:张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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