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融时代（1991~2002）

　　从中华轿车的横空出世开始，华晨就一直是中国汽车舆论的焦点。华晨的确是产生故事的地方，而且它的故事足够新鲜，在其它企业也很难演绎。

　　我们曾把以华晨中华、哈飞、吉利、奇瑞和一汽红旗为代表的自主开发模式，总结为“自主开发的五大模式”。从自主中华轿车的崛起到宝马品牌的引进，从仰融的被逐到苏强的辞职，从蔺晓刚的黯然离开到祁玉民的临危受命，华晨汽车的自主品牌之路充满了艰辛与坎坷，但这一路走来确实令人荡气回肠。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关注华晨汽车的沉浮，追根溯源，要从仰融说起。仰融当年通过一系列资本运作的方式，创立了犬牙交错的华晨系，在仰融自己绘制的“华晨体系结构图”上，出现了超过50家关联企业，涉及4家上市公司，分别在内地、香港和纽约等地的证券交易所上市。因此，“华晨系”各公司间的复杂程度，确实让局外人难以弄清楚。

　　胎死腹中的罗孚项目2005年，在上海和南汽争购英国罗孚汽车的白热化阶段，据某些媒体报道，仰融的身影仍闪现收购战其中。毕竟，他是几年前中国汽车界和罗孚接触最深的人士之一。恰恰就是当时被仰融寄望甚深的罗孚项目激化了华晨和辽宁方面的利益矛盾，产权之争浮出水面，直至仰融失守华晨、远走美国。

　　罗孚项目为什么选择宁波，仰融的理由有三点。第一，当地政府开明，政策优惠。据仰融回忆，罗孚落户宁波，买地、建厂房可以先使用后支付，减轻前期投入的负担。罗孚项目的产品50%要出口，宁波是港口城市，政府承诺为罗孚项目投资兴建滚装船码头。第二，从配套半径看，长三角占中国零部件市场份额的70%，宁波具有地缘优势。而第三点，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宁波有一个“金娃娃”———宁波大桥即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吸引着仰融。

　　基于这三点，仰融开始用他最擅长的金融手段进行一系列的资本运作。2002年，注册资金达10亿元的宁波正通汽车工业投资有限公司成立，其中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600609，后更名为沈阳金杯汽车有限公司）和中国正通控股有限公司（该公司为仰融个人掌控）各出5亿元。之后，宁波正通作为与罗孚合资的中方，这样金杯客车在合资公司中握有25%的股份。同时相关资料显示，由仰融控制的上海申华控股（600653）通过注册成立沈阳正通汽车投资有限公司曲线介入中华轿车项目，以实现未来“中华”制造基地的转移。

　　危险的产融结合事实上，仰融控制的多家上市公司都与金杯汽车有着资金、业务的往来。例如，作为其业绩的支撑，参与宁波大桥投资的上海申华控股每年和金杯汽车签有40亿元左右的销售合同。辽宁方面希望看到的是以华晨汽车集团为龙头，重点发展宝马、中华轿车、金杯客车及多功能越野车，以此带动丹东、大连、锦州等城市的汽车及零部件工业，而仰融在宁波建轿车基地、间接用金杯汽车的资金在省外投资非汽车相关产业的做法，显然是与地方政府的期望相违背的。

　　尽管一些汽车产业内的人士认为，华晨不具有三大汽车集团的雄厚背景，要想快速崛起必然要走金融与产业相结合的路径。但是更多的汽车界分析人士指出，仰融的操作手法与已经倒下的“中科系”、“德隆系”并无两样，即使华晨汽车的原有路线没有因产权问题而中断，也可能会毁于“大华晨”未来某一时刻的崩溃。

　　当然，大家都知道的是，仰融甚至没能等到这个设想中的“某一时刻的崩溃”来到便被迫提前退场了。随着宁波梦断、和辽宁关系破裂，仰融期望靠整合手段来打造汽车自主品牌的道路也就走到尽头。2002年6月初，在仰融携夫人悄然离境后，辽宁省政府则以涉嫌经济犯罪为名，对仰发出批捕令。在仰融匆匆离开中国时，华晨造车，正棋至中盘。

　　苏强时代（2002-2004）

　　当仰融的造车路线无法被延续和继承，苏强等人亦没有付出全部心力来独辟蹊径。当华晨陷入产权纷争的漩涡，苏强表现出强烈的“知变”特性，苏强、吴小安、洪星、何涛这四个昔日被仰融委以重任的华晨“四大金刚”颇识时务地与仰融划清了界限。

　　6月18日下午，华晨中国在上海申华金融大厦18层会议室召开董事会，提议、讨论并表决通过了由苏强接替仰融任华晨中国总裁兼行政总监，吴小安接替仰融任华晨主席，洪星为副主席，何涛为财务总监。苏强转身接替仰融成为执掌华晨经营大权的一号人物。

　　踩错点的“中华”

　　2002年8月20日，华晨中国在北京举行了中华轿车的市场投放仪式。最先上市的“中华”标准型产品市场售价为16.98万元。当日，苏强表示，要让华晨中国“通过5-10年的时间发展为国内的一个重要的汽车集团，5年内目标销售量达到18万-20万台，10年内达到40万-45万台。”但事实证明华晨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抛物线。

　　中华轿车自上市后，当年售出8000多辆；2003年售出2.5万辆，税前盈利2000多万元。在这期间，“中华”之所以能保持每个月2000多辆的产销，一方面和中国车市处于井喷的大环境有关，有数据显示，2002年中国轿车销量同比增长56%，2003年增幅进一步上升到65%；另一方面，中华初期的表现也得益于仰融时代对中华进行的大量市场宣传和前期投入，让市场有一种期待。

　　但是，中华毕竟是在华晨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下上市的，而且内部的纠纷、矛盾从没有停止，这就决定了中华业绩的上扬只能是暂时的。当2004年熊市出现的时候，中华竞争力的缺乏和抗风险能力的薄弱就加速暴露。

　　高层纷纷告退苏强在位两年半的时间里，华晨中国的利润从2001年的9亿元下降到2004年约4860万元，下降幅度之大令人震惊。2004年12月9日，华晨中国发出一纸公告，正式宣布了苏强辞去华晨中国总裁、行政总监兼沈阳华晨金杯汽车主席职务，何涛辞去沈阳华晨金杯行政总监的职位；由前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蔺晓刚接替苏强担任公司总裁、行政总监及执行董事。同时，蔺还被任命为沈阳华晨金杯汽车有限公司的主席及行政总监。

　　2005年5月10日，苏强、洪星、何涛三人彻底辞去了他们在华晨的所有职务。“四大金刚”中只剩吴小安一人留守华晨。或许苏强们亦有自己难言的苦衷，但他没有留下给自己解释的机会。在他辞别华晨后，就从公众视野里彻底消失、不知所踪。

　　而富于戏剧性的是，在苏强等人集体告辞仅十几天之后，辽宁省正式公布了杨宝善的退休决定。这位两年多以来代表辽宁省操刀华晨资产清理工作，并为此而不断传出与“四大金刚”存有重大分歧和内部争端的华晨集团董事长，就这样匆匆地结束了他在华晨集团的职业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