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全球汽车产业竞争的加剧，欧洲汽车公司统统以裁员和对工人的压榨作为扭转颓势的切入点，这样行得通吗？

　　正像通用长时间以来充当了美国商业的特征性的标志一样，德国大众也是德国产业经济的代言人。不幸的是，这种相似性并没有仅限于此。去年年底，通用宣布进行大量的裁员。在2月10日德国大众开始重蹈覆辙。公司宣布，在未来的3年里它将会从西德10.3万的劳动力的总数上砍掉2万个职位，同时需要工人在没有任何额外报酬的情况下延长劳动时间——这项措施宣布后，公司的股票价格上涨了15%。

　　不仅德国大众如此，有非常多的欧洲汽车公司也是这项措施的跟随者。如果他们为了保持其竞争力，雷诺、菲亚特和标志雪铁龙都将会削减国内的成本，来保证向海外较低成本的产品投资。面对这种情况政治家和产业联盟都非常担忧。大众试图以较轻的口吻平息这场风波，认为任何裁员都会经历一个自然的摩擦。

　　巨大的成本差异

　　一个紧迫的问题是当国内有着巨大的劳动力资源的时候是否欧洲的小汽车生产商就能够幸免于难，然而情况未必是这样，因为在古老的德国和新兴的国家(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之间在劳动力的成本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且小汽车制造业协会声称德国有1/7的职位直接或间接地依赖汽车产业来解决。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德国大众要在德国谨慎地行走。这周大众呈现给它的工人一项调查，上面有着一系列生硬的数字——例如统计在德国的劳动力成本是它葡萄牙工人成本的4倍。它重点强调在葡萄牙——然而拒绝公布在中欧和中国工厂的数字——可能也反映了德国政治极端的敏感性。但大众已经选择了发表数字，这样比较就变得赤裸裸的。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小汽车工人每小时的收入大约是5.2英镑(相当于6.2美元)。而在中国小汽车工厂的劳动力成本是每小时1.1英镑——大约要比德国低50倍。也因此去年中国第一次变成了汽车纯出口的国家。

　　很多人对于德国大众未来的发展重心有着诸多怀疑，那就是它作为一家全球公司正在表现出将它的投资重心转移到中国(在中国目前有两个合资公司，一个占股份的40%，另一个是50%)和俄罗斯，在俄罗斯它正在莫斯科附近建立一个新的工厂。由于政治的压力，大众动摇了一个最近的决策就是在沃尔夫斯堡建立运动型多用途车(sport utility vehicle，简称SUV)，更胜于在葡萄牙生产——但这可能是国内团队最后一次欢呼了。

　　大众的难题的确非常尖锐。它欧洲工厂有20%过剩的生产能力，相比之下雷诺-尼桑是16%，宝马是3%。但这种裁员的趋势在其他的地方也正在发生。DaimlerChrysler(戴姆勒-克莱斯勒)最近宣布减少了总部管理人员总数的20%，而最重要的计划是9月份在德国的Mercedes将会裁下8500个职位。而且甚至DaimlerChrysler公司也许诺在2012年，它也将会通过自然耗损的方式裁员。

　　法国和意大利也像大众和通用一样陷入困境。法国第二大汽车商雷诺汽车的老板Carlos Ghosn在2月9日发布了一项4年的计划。更多的人期待Ghosn先生，他已经成为了小汽车产业最大的明星之一，自从他拯救尼桑以来，这家日本的小汽车生产商就被雷诺部分拥有其股份。在尼桑，Ghosn先生将巨大的损失变成了巨大的利润，在几年之内就偿还了尼桑大约230亿美元的债务。

　　乐观的人士希望他会花去几个月的时间解决雷诺的难题。但他们没有考虑法国政治的特殊性，宣布公司裁员对于公司利润提升是有好处的，但巨大的问题是会引起法国社会的动荡。

　　“我不会裁员，因为我不得不这样做，” Ghosn先生宣布。其他的人说他不解雇人是因为他是被约束的。法国政府是他的公司最大的股东，占有15%的股份。法国总工会(the CGT)是一个强有力的共产主义统治的联盟，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的确很难做到。因此解雇员工似乎一时半会是行不通了，Ghosn先生正在酝酿一场新的攻势——他目标是在未来4年里投放26辆新款的车型，冲刺在高档车市场，获得更多的利润。但他可能最终也不得不裁员。雷诺的Sandouville工厂仅仅有40%的生产能力，是很脆弱的。

　　同样裁员的措施在意大利的汽车公司菲亚特也同样和法国一样不受欢迎，菲亚特是意大利最大的小汽车生产商，这个措施也有一段戏剧性产业行动的历史。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Sergio Marchionne，自从他在2004年5月接管该公司以来，已经裁员了大约15%的劳动力，甚至他还可以解雇更多的工人，但限于政府的方案使他难以执行。

　　转换思路

　　还有一些非常消极的声音预测在未来10到15年之内，在西欧的小汽车产品将会最终消亡。宝马的工厂建在德国的莱比锡，是去年开设的，这很可能是最后一家开设在西欧的小汽车装配厂，Ferdinand Dudenhoffer说，他是德国西部城市盖尔森基兴汽车研究中心的主管。因此相对照的是西欧公司需要相对很少的诱因使其在中欧投资。

　　尽管美国公司例如通用的境况——高劳动力成本、强大的贸易联盟和缩小的市场份额——可能听起来与欧洲的小汽车老板的境况很相似，但美国公司也提供更多希望的指示器，在美国南部的政府，支付每小时25美元工资的小汽车工厂运转得很好，因为他们同市场维系得非常紧密的，弹性、快速的完成订单生产高质量的产品。这种对包含开发新能源，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技术和开发较轻材料的车辆也可能使西欧的生产者看到更光明的未来。不要把目光仅限于盯在裁员做为缓解公司危机的唯一手段，以不断开发新技术，来赢得更多的市场占有率，未尝不是一种选择。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一方拥有高劳动力成本，一方拥有低劳动力成本，这可预见的未来是很难发生变化的，唯一可变的就是劳动力的技术技能。于是，双方都致力于劳动力技术技能的提高。然而，由于双方教育普及程度的差异，亚洲等低成本国家很难在短期内缩小双方的技术技能差距。博弈的结果便是跨国公司将需要高技术技能加工制造的新产品首先到拥有高技术技能劳动力的国家进行生产制作，即便是那里的劳动力成本高、劳动法的限制严格，几年之后，甚至是数月之后，等到低成本国家的劳动力也掌握了相当的技术技能——即便是稍微差点，却可以勉强满足要求，制造业便产生了由高成本地区向低成本地区流动的势能。对已经在高成本国家投资设厂进行加工制造的企业而言，这种流动的代价是巨大的，首先流向低成本地区的企业将会是尚未在高成本地区设厂的行业竞争者，他们所造成的成本优势的压力有增大这种流动的势能，最终那些吃螃蟹者也不得不流向低成本国家进行加工制造。

　　没有哪个公司会看不到这种流动所造成的巨大损失——至少高额投入的生产设备成了浪费，这样一来，这些跨国企业们便开始慎重地在制造业投入每一分钱，越来越多地采用OEM(简称“代工生产”)的加工方式——这样他们便可以灵活地进行流动了。而西欧等高劳动力成本国家在掌握了不断提高劳动力技术技能的秘诀之后，也就免却了制造业被掏空的结局。

　　出处：《经济学人》2006年2月16日

　　编译：衣小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