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华晨悲歌

　　华晨汽车在离开仰融之后，一切似乎都已经变调。一辆原本踌躇满志的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现在正驶入没有航标的河流。

——题记

中华先驱成“先烈”

　　一段中国汽车的恩怨故事进入了新的篇章。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CBA)正在驶入没有航标的河流。

　　2004年12月9日，在华晨缔造者仰融被逐两年半之后，以苏强为首，包括吴小安、洪星、何涛在内的仰融四部将终于也离开了华晨。此后，尽管苏强还保留着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一职，无论是自主品牌的中华轿车还是与德国合资的宝马汽车，都与华晨的元老们再没有实质的关系。

　　华晨中国是目前生产商用车的金杯汽车和生产乘用车的中华轿车的沈阳华晨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600609)的控股股东，也是国产宝马制造商华晨宝马汽车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

　　因为国有大股东所承诺给予的期权无法兑现，2004年7月8日、9日两天，华晨中国总裁苏强以每次出售700余万股、分两次出售了手中共1445.8万股华晨中国股票，套现3378万港元。此前，2003年10月，华晨中国董事吴小安、洪星、何涛相继分两次几乎出清手中的华晨中国股票。如此，吴小安、苏强、洪星、何涛及杨茂曾五位华晨中国董事，已经几乎全部抛清了他们所持有的华晨中国股票。

　　与此同时，关于四人向辽宁省政府提出辞职报告的传言满天飞扬。2004年8月4日下午，华晨总裁苏强在北京会见了部分媒体记者，表示华晨绝不会在竞争中倒下。但是最终传言成为了现实。对于苏强他们，无疑这是一种落败。但是对于华晨本身，同样也是一种落败。

　　□与政府谋皮

　　当政府决定驱逐仰融的时候，已经埋下了华晨衰落的炸弹。平心而论，沈阳发展汽车的黄金时期是在仰融控制华晨的时代。其时，政府与企业齐心协力，不仅将金杯汽车塑造成销量全国第一的面包车，而且艰难却又顺利地打造出了大气沉稳的中华轿车。

　　然而随着仰融被颠覆，虽然其四大弟子依然留守，但是整体的环境变了，政府与企业从合力变成了角力。可能谁都有理由，但是对于一个企业，这意味着一条船有了两个船长，是否翻船，答案不言自明。

　　当时中华轿车拿不到准生证，与宝马汽车合资一直不被批准，与华晨的产权不清晰辽宁省政府担心最终可能落入仰融之手有关。但是如果完全将华晨汽车的管理权接管，对于任何一个企业都不是好的事情，后来地方政府曾经派人接管却刹羽而归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仰融四大金刚弃主不外两个原因：一个时更多地是从企业发展的远景出发，尽管企业的控制权易主，他们并不愿意看到辛苦创业的公司被别人主导，一个是他们在华晨的利益能够得到最大限度地保证，不然所谓的控制权也完全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

　　2002年6月3日，仰融出走美国。2002年6月18日是各方摊牌的最后日子，因为第二天国务院办公会将讨论是否通过华晨与宝马合资的项目建议书。因此，在华晨汽车当天举行的董事会上，仰融被解除了公司主席、总裁、行政总裁等职务，仅保留了执行董事职位。此举显示出仰融的部下彻底与仰融分道扬镳。果然在6月19日，华晨与宝马的合资项目建议书获得通过。

　　但是仰融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开始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端。辽宁省方面则进行更大的反击。辽宁省公安厅2002年10月18日下达命令批捕仰融。在打压仰融的同时，辽宁方面为了维持仰融旧将军心稳定，2002年12月23日，允诺他们以低价认购股票期权--接任的华晨汽车董事长吴小安可以分别以每股0.95港元和1.896港元认购9500多万股华晨汽车股权，而苏强、洪星、何涛其余3人均为每人8600多万股。

　　2002年12月28日，辽宁省政府全资子公司新华晨集团向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以每股0.1港元的价格购买了华晨中国39.45%的权益。随后，华晨中国在北京宣布，公司已经成为一家由辽宁省政府控股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团队基本保持仰融时代的原班人马，只是另外增加了一个沈阳市政府方面的董事。

　　抛弃仰融后，苏强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定位：“我们这些人都是从学校出来就跟着仰总做金融，做汽车的。无论现在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始终把自己定位为职业经理人。我们会为公司最大的利益和长远目标，为全体股东的利益尽我们的所能。”

　　但是政府却一直没有兑现允诺给苏强他们的股票期权。苏强等人显然不能忍受这种毁约之举。2003年起抛售股票现在看起来显然是对政府的一种施压，而到了2004年7月则加上了辞职传言。这种压力通过股市与媒体的反映已经放大。如果政府不能切身地感受，那么管理层的分崩离析是朝夕之间的事情。

　　终于形势似乎有所好转，四大金刚随后否认辞职传言，并声明出售在仰融时代获得的股票被他们解释为为了认购政府给他们的期权而作的现金准备。这种表白实际也是一箭双雕，一是可以缓和外界质疑，一来也是逼迫政府不能毁约。但是如果政府依然我行我素，那么苏强他们肯定会撂挑子。请看一组他与记者的对话： “苏总，你只告诉我你会不会辞职？”　“不会辞职。”　“不会辞职的期限是多长时间？”　“这个不好说吧。”　“那么在期权兑现后也不会吗？”　“兑现以后也得干下去吧。”

　　显然这不过是斗争中的新妥协，问题并未解决。华晨汽车糟糕的业绩令辽宁省政府越来越放弃对苏强他们的希望，从而也更不能兑现允诺的期权。2004年12月初，辽宁国资将所持华晨集团39.4%股份转让给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新东家入主后，苏强等人顺势淡出华晨。到2005年5月10日，苏强、洪星、何涛三人彻底辞去了他们在华晨的所有职务。“四大金刚”中只剩吴小安一人留守华晨。

　　“华晨走到今天的局面，如同一个得了绝症的病人，它的病根就是没有用心去经营它的人。”远走美国的仰融说，“同样是一套太极拳，用心去打，和不用心去打，表面看架子一模一样，但真正需要用四两拨千斤的时候，花架子是不可能有力道的。因为他没有掌握用力的纲领，没有用心去打。”

　　□空荡荡的产品

　　辽宁省控制华晨中国后，希望苏强等人能迅速做出成绩，以便证明华晨汽车在辽宁的管辖下能比仰融“一统江湖”时期干得更好。但是政府意志下，企业运营不再延袭先前轨迹。

　　仰融时代，华晨的汽车梦不仅仅是中华轿车一翼，它还包括与罗孚、雷诺等多方的合资，以及提供资金支援的金融产业。仰融的设想是，“华晨在一个控股公司下有三块：第一，汽车部分，我有五朵金花和罗孚；第二，基础建设部分，有宁波大桥项目，我还曾想过买下金茂大厦，作为汽车业务的总部，这样更有利于在亚太地区挂“中华”的牌子；第三是金融部分，比如保险、信托。但是集团80%的产值会来自汽车。”

　　但是在被地方政府接收后，华晨中国新的整车版图中只留下了位于沈阳的金杯客车、中华轿车和与宝马集团合资的华晨宝马项目。由此，希望通过跟罗孚的合资合作弥补中华轿车内饰件、发动机不足的简单愿望也不能满足。

　　同时，辽宁省并不希望中华轿车的零部件配套主要由外省市提供，为此苏强他们进行零部件区域的调整，把辽宁以外的零部件厂抛掉了一大片，重新扶植了一批新的零部件厂。仰融说：“我走了之后，苏强他们四个人就自己把自己定位是沈阳的干部，沈阳的干部就要考虑沈阳的利益，零部件产品能在辽宁、沈阳做的，就要在当地做，从宁波那边拉回来。他们这种走回头路的配套模式，怎么能让一个企业的产品质量有提升呢？只有倒退不可能提升。”

　　2002年8月，中华轿车上市了。当年售出8000多辆；2003年售出2.5万辆，税前盈利2000多万。但是这种销售势头既同当时中国汽车市场井喷的大环境有关，又得益于仰融时代对‘中华’进行的大量市场宣传和前期投入，使市场一直怀有一种期待。但是中华轿车本身的质量问题，以及竞争车型层出不穷，使其销售在2004年一落千丈，被竞争对手远远抛下。当年，大幅降价的“中华”销售额为1.09万辆，同比下降57%，经营亏损6亿元；金杯海狮的销量为6.1万辆，同比下降18%。

　　华晨金杯的困境还在于公司产品的孱弱。华晨曾经靠金杯海狮一个产品包打天下，但是随着国内其它厂家几乎相同的产品问世，其竞争力出现下降趋势。去年，华晨金杯将金杯品牌整合为由引进丰田高端MPV阁瑞斯、低端客货皆宜的海狮两个到三个子品牌多种配置的系列产品，以分打不同的细分市场。

　　如果说因此金杯勉强在同类车型中占据半壁江山的话，那么中华品牌轿车产品的单调则是令苏强他们头痛万分的问题。轿车远比商用车复杂，但是华晨金杯所谓的自主知识产权品牌轿车不过是有产权没知识的一种。不要说研发，就是改进的技术，华晨金杯也非常薄弱。2004年4月，经过近10个月的时间的接触，曾经在戴-克集团任技术中心研究总监的赵福全加盟华晨，与赵同时期进入华晨的还有来自波士顿咨询集团高级经理郑豫等人。

　　应该说，苏强还是希望能够根据市场变化，改变经营策略。赵福全组织研发机构，一面按部就班地推进“中华”的升级产品尊驰和代号为M2的“中华”第二代产品——面向家用市场的骏捷的研发，一面想改变产品单一的现状，准备开发售价在10万以下代号为M4的小型车生产平台。但是随着形势变化，苏强已经没有改变现状的气魄，在加上也得不到政府在资金方面的支持，到目前为止华晨依然没有为M4正式立项。

　　如今面对华晨汽车的悲凉局面，仰融叹息一个企业既定的发展蓝图不能以个人的成见来任意改变和否定它。他说：“在一个企业里，不应该出现后任领导完全推翻前任领导的做法。企业做这么大，不能任意地去改变它的路线，这是要出大问题的。过去华晨走金融与产业融合的道路，后来他们说只做产业不做金融，但事实证明，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苏强在位两年半的时间里，华晨中国的利润从2001年的9亿下降到2004年约4860万元，下降幅度之大令人震惊。仰融离开之后，苏强等人固有的待遇——年薪30多万美元加5%的利润提成——没有被辽宁省政府改变。在仰融时代，薪水合约规定，公司达不到指定的利润指数，不允许有利润提成。但是苏强等人却没有这样做。

　　仰融说：“我走之后，没有人监督他们。我认为这四个人都是很聪明的，但必须有一个人去带他们，结果四个人都想作头了，这四个人就完蛋了。你这四个人能当军长还是司令，我不知道吗，你能独挡一面我为什么不让你去挡，我要那么辛苦干吗？能力是日积月累的，但是还要有天赋。”

　　□宝马自身难保　　

　　花车一度还是对与宝马的合资公司寄予无限期望。吴小安曾经表示，2003年合资公司会有亏损，但是2004年则会盈利。根据他的数据，合资公司销量达到1万辆时便是盈亏平衡点。而华晨宝马2003年的销售目标是2000到3000辆，2004年的销售目标则是1.2万到1.5万辆。但是这个任务远没有完成。

　　宝马品牌豪华轿车3个系列之中，7系价格最为昂贵而3系列则相对最为便宜。在全球市场，宝马3系都是宝马旗下卖得最好的产品，占了宝马全球销售量的3／5左右，但是在中国大陆却没有这个市场。不过宝马合资之初并不低估3系在中国的远大前程。国产宝马325i价格为47.385万元，比进口车便宜了将近20万元。未来国化率一旦达到40%，价格还会大幅度下降。

　　但是现在消费者显然并不相信宝马3系或者5系能够在中国成功。这样的数字显示中国消费者对豪华轿车消费的要求是挑剔的：价格并不非常重要，重要的是出身血统是否纯正，更重要的是座驾是否宽大气派。宝马3系列那么小，而宝马5系也没有足够大。但是宝马已经明确说明，他们在中国卖得最好的7系列产品不可能放到中国来生产。

　　华晨汽车当初放弃在合资公司的主导权，希望最少程度上能够获得合资公司利润的梦想看起来也是梦想。宝马选择与华晨以现有的这种模式合资也充分显示出宝马利用华晨的基地试水中国市场的意味。

　　根据宝马与华晨的合资协议，公司注册资本是1.5亿欧元，总投资为4.5亿欧元，但是双方实际支付的资金有限。表面上，华晨汽车以现金出资，但是转手合资公司又购买了生产中华轿车的厂房和设备；宝马公司也是如此，合资公司通过购买宝马技术以使宝马不必动用过多帐面资金。

　　华晨汽车对外一直强调中华与宝马共线生产，却很少清楚说明中华轿车的厂房和设备实际上已经全部属于华晨宝马合资公司。具体细节是，中华轿车是租用华晨宝马合资企业的厂房，并且委托合资企业给中华轿车加工车身，华晨汽车既要付合资公司厂房租赁费，也要付相应的加工费，很有一点寄人篱下要被抛弃的感觉。但是宝马因此却减少了许多负担。

　　如果合资前景好，也就是当2005年国产宝马规划的产能达到3万台后，华晨宝马为了生产的方便可能继续占用中华轿车的产能。如果合资形势不妙，产能不能持续增长，那么宝马撤退也比较容易。而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宝马的华晨显然不能将宝完全押在宝马身上。

　　当然，中华轿车能够诞生，宝马公司应该功不可没。早在2001年合资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宝马公司与华晨汽车已经就技术援助中华轿车达成了协议，先后有多批德国宝马的工人来到中华轿车的生产线上。“当时华晨汽车还没有制造轿车的经验，主动要求宝马提供帮助。”苏强说，“中华轿车对宝马至关重要，华晨在中华轿车项目上有三长两短的话，合资企业就不会有好的前景，这点宝马认识得非常清楚。”

　　关键是现在中华轿车已经诞生，华晨在这一块的成功与否已经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未来华晨汽车得到的还只能是一些操作层面的技能而已。现实也注定华晨汽车一直不可能指望宝马在深层次的技术和研发上提供真正的帮助。这是所有合资汽车公司的中方总会遇到的问题，这是华晨汽车无法解决的问题。

　　现在的各种迹象表明，宝马在有意保持与华晨的距离，尽量避免华晨频繁的人事变动对合资企业产生波及。这两年来，在中国国内的国际车展上，华晨宝马并没有如众多合资公司那样出现在中外双方的联合展台上，甚至与华晨汽车相隔数个展区。

　　2004年12月9日，前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蔺晓刚接替苏强担任公司总裁、行政总监及执行董事。同时，蔺还被任命为沈阳华晨金杯汽车有限公司的主席及行政总监。2005年6月1日，华晨金杯内部宣布，最早在金杯客车公司做技术工人的原副总裁刘志刚出任华晨金杯总裁，接替蔺晓刚在华晨金杯兼任的总裁职位。

　　同时在赵福全的努力下，华晨金杯正在兴建研发中心实验大楼。实验大楼共三期工程，投资1.6亿元左右的一期工程兴建的试制试装和综合实验楼已近完工，预计全部完成需要2.7亿元。研发部门的组织架构也发生了变化。从只有项目管理和产品工程两个部门，调整为包括规划管理部、产品开发部、综合技术部在内的五大部门。此外，华晨在上海投资成立了专门从事车型设计的分公司。

　　但是有汽车分析师认为，华晨现在面临的问题每一个都很致命，依靠自身力量扭转困境的可能性很小，从汽车产业的规律看，它现在已经走到了等待策略性股东进入的阶段。而一直在状告辽宁省政府的仰融在2005年6月碰了钉子，华盛顿地区联邦法院初审判决认定，自己对仰融的诉讼请求没有管辖权。 此后，他似乎开始转换策略，对地方政府表现温和，显示出希望重新接手的意愿。

　　他说：“如果不能重新做华晨，我再也不会走汽车制造这条路，再也不过问了。我是个有信仰的人，我会为华晨的明天祈祷，为这个企业能够再次得到重生而祈祷。祝他们能在艰苦的道路上闯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