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就《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征求意见稿)》向市民公开征集意见建议，7天内收到市民意见建议8855件次，据称远多过《婚姻法》和《限养法》征求意见时的数量，可见市民对新《交法》的关注程度。而且如事先预计的一样，各种意见的焦点，大多集中于新“交法”第六十九条。围绕这条被简化为“机动车负全责”的条款，争论各方的言辞背后，是明确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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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新“交法”在尚未出台配套细则的情况下，已经于今年5月1日开始实施，而且迅速引发矛盾和争议———在轰动一时的“奥拓撞人致死案”中，被死者家属依据新“交法”索赔20多万元的奥拓车主大呼冤枉，认为自己也应该是“以人为本”中的那个“人”。

　　自“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提出以来，便深得民心，并成为衡量、校正各项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的依据和准绳。而新“交法”第六十九条虽然也是以“以人为本”观念为立法依据，却在实际落实中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并没有像以往的各项政策那样因“以人为本”而获得普遍的拥戴。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以往各项政策措施针对的往往是政府行为，涉及、调整的大多是政府与公民，或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无论是政府调整自身行为以实现“以人为本”，还是政府出台保护劳动者政策，以引导企业尊重“以人为本”，百姓都作为“人”而成为普遍的受益者，于是“以人为本”因具有普遍公认的“政治正确”而受到一致的拥戴。

　　而新“交法”，尤其是其中的第六十九条，却直接涉及并调整交通事故双方，即两个不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于是以任何一方“为本”的处置，都可能被另一方视为不公。在这里，“以人为本”的观念失去了“政治正确”，而必须再予新的阐释。譬如同为基本人权，但生命权高于财产权，于是在不同个体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生命权受到威胁的一方，就应该受到更多的保护。在对新“交法”第六十九条的解释中，对“以人为本”应该作这样的理解。

　　但是，尖锐的利益冲突，很难靠简单的观念解说而解决。建设法治国家、建立法治秩序，不仅包括以法律规范政府行为，界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也必然地包括以法律的形式界定、规范公民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而且因为事关每个平等个体之间时刻可能发生的利益冲突，这种规范可能更为复杂和艰难。新“交法”争论的背后，其实正是必然存在的博弈和谈判的过程。而且北京市有关部门在新“交法”已经实施之后，再次以制订实施细则的名义提交公众征求意见，不排除发现问题之后，重新调整之意。如果是这样，则社会各界都应该慎重而智慧地利用这一机会，慎重斟酌实施细则的具体条款，细化包括第六十九条在内的新“交法”，使其成为兼顾各方利益，有效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和公共交通秩序的良法。

　　张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