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丰田的汽车版图里，中国始终是有别于丰田其它几个市场的一个特殊的区域，而且对这块“特别的市场”奉行着“特别政策”。在2002年以前，丰田的中国策略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大批量向中国出口整车，获取高额利润，从80年代初期的皇冠，再到后来的佳美、陆地巡洋舰，丰田依靠整车出口在获利的同时，树立丰田的品牌影响力；二是在中国大量派“先遣团”，以丰田汽车和丰田电缆公司为主力自90年代中期开始在中国大量建设零部件企业，以备时机成熟时为在中国生产整车做准备；三是努力经营天津这块“实验田”，积累在中国生产和销售汽车的经验。随着丰田的新车迅速落地，看到丰田娴熟的市场操作手法我们又记起了丰田领导人的“深谋远虑”。而“深谋”必为“大取”。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中日尚未正式建交之时，蠢蠢欲动的丰田第一个“冒险”派代表团赴华寻找可以下手的机会。1978年，丰田赶在所有的汽车厂家之前在中国树起了霸气十足的“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的户外广告牌，并在电视中大加宣扬，紧随其来的是“皇冠”、“佳美”作用中高档公商务用车源源不断地开到中国。时至今日，丰田通过正当途径进入中国市场的汽车已近50万辆。2001年，丰田向中国出口汽车4万辆，2002年，4.5万辆，2003年的目标是5万辆。

　　最早进入中国的丰田，被许多人认为应当成为第一个在中国汽车建厂的公司，当80年代中国主动要与丰田合资建厂时，丰田断然说“不”，结果让德国大众拾了便宜，这让很多人都大惑不解。真是丰田不愿意吗？真是中国的汽车市场不值得丰田建厂吗？都不是，善良的国人怎会明白丰田的真实用心。不管是丰田还是国内的许多业内人士都愿意将答案归咎于上世纪80年代丰田与当时的国家经委、国家计委下属的一些研究所共同进行的一个关键性的战略研究。按丰田汽车中国部的服部悦雄的话来讲：“本田在那次研究中认为，中国应该是商用车先行，而不是先上轿车项目。”果真如此吗？

　　前文提到当时丰田正全力于主攻美、欧市场，当时丰田的整个战略就是“面向欧美，背靠亚洲”。这是大前提。日本企业对中国的战略是很有意思的，一方面希望要尽可多的从中国获取利益，一方面又不愿向中国输出高端技术，他们习惯于只是把“没有前途的产品”拿到中国生产。今天，日本政府仍在告诫日本企业不要向中国出口高端技术，而且拥有专利的企业向海外转让专利及其垄断使用权仍需经日本政府批准。因为历史原因，一直散布“中国威胁论”的日本是不希望自己的身边有一个强大，先进的中国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引进了许多日本技术，但却始终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怪圈的真正原因。当时丰田已经把很先进的车型直接出口到了中国，获得了很好的品牌认可度，如果直接建厂，按照上面的逻辑，就只能是把不如“皇冠”的车型投入中国生产，这势必要影响到丰田在中国的口碑。而树立良好的形象，在需要时依托品牌抢占市场是丰田进入中国的一个打算。后来的事实证明丰田的心机没有白费。使用丰田标志的威驰从下线开始就持续火爆。

　　而在商用车领域却全然不同。既然轿车项目不做，商务车就不能放弃。丰田在80年代末开始集中精力于商务车，1988年末开始向沈阳金杯输出技术。选择金杯有两点原因：一是金杯客车当时在市场上已具有较好的市场基础，可以说是当时国内最好的轻型客车厂,就如同丰田在美国选择了通用汽车。还有一个原因是隐藏着的丰田可能永远也不会认可，但却是不容推翻的。东北，特别是沈阳具有十分雄厚的重工为基础，不但资源丰富，而且拥有大批成熟的产业工人。把沈阳选定为中国开始“中国事业”的基点，无疑是最理想不过的。与一汽集团相邻，中国业界老大的一举一动可尽收眼底。按照丰田的如意算盘，先以技术输出为诱饵，牢牢地在技术上挟制金杯，然后在伺机夺取金杯客车股权，将金杯作为丰田进入中国的据点。但是在丰田与金杯就股权问题谈判的紧要关头，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横刀杀出，通过一番股权置换，华晨将金杯牢牢掌握，无计可施的丰田不得不放弃入主金杯的计划。后来一汽参与金杯，更绝了丰田的念头。

　　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另有深意。丰田选择金杯，选择沈阳作为其在中国战略的起点，不由得勾起中国人的很多联想。(撰文/唐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