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产业政策的修改对行业的发展太重要了，《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征求意见稿)出台之后，业内人士站在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少看法，而争议最大的就是市场准入政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冯飞博士，站在宏观的角度阐述了调整行业管理方式的观点。

　　调整行业管理方式的时机到了

　　记者：冯博士，您能不能谈谈对《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征求意见稿)总体的看法？

　　冯飞：要评价一个政策，首先要看政策明确了哪几个问题，以解决当前的主要矛盾。我觉得，这次产业组织结构政策还是比较重要的内容，审批制度还是围绕产业组织结构来做的。从《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征求意见稿)第一句话可以看出来：“大力推进汽车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重组”和中间的“原则上不再批准新建的汽车生产企业”等等，就是产业组织结构调整，和过去的产业政策是一个思路。我认为不是主要矛盾。

　　产业组织结构虽然还存在着一个散和乱的问题，但是乱的局面已经得到遏制。这主要基于两个事实，一个是基于跨地区的企业兼并重组，这样的案例不断出现，比如一汽和天汽，强强企业之间的兼并过去是没有的，现在发生了，而且从未来的趋势来看，兼并重组的势头还会加剧、加快。第二个事实，就是全行业的产量和利润在向大的企业集中，这个势头从去年的统计数据上可以看出来，而且这个过程是基于市场机制的，而不是靠行政管制的一个结果。

　　基于这两个事实我就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就是市场机制或者说市场竞争对产业结构的优化，或者说自调功能正在形成中。如果下一步进一步释放这种市场的调节功能，通过对规制制度的建立，或者说对管制制度的建立，我想就能够达到优化产业结构的目标。再一个，我们从过去产业政策的实施来看，行政性的准入政策、准入限制，并没有遏制住有不同权利背景的投资项目，而且挡住了一些有活力的投资者的进入，保护了一些即有厂商的利益，造成了竞争的不充分。过去是这样一个结果，现在市场的自调节功能已经出现了，原来的行政管制又存在着问题。那么，我认为就已经到了调整行业管理方式的时机了。

　　产业政策应解决四方面的问题

　　记者：您认为，产业政策应当重点解决哪几方面的问题？

　　冯飞：产业政策不是应当再以组织政策为重点，我认为应该解决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问题是技术政策问题。技术政策要立足于长远，我想重点应当是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是技术创新机制的问题，就是从机制上解决汽车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研发能力不足的问题。根本是解决机制问题。第二方面，要立足长远。中国汽车工业正处在一个市场高速增长的时期，而且从国际上看是面临技术上出现重大突破的时期。那么，这两个的结合就完全有可能使中国的汽车工业通过创新——比如开发新一代的汽车、新能源的汽车，实施跨越式的战略，跟日本当年在两次石油危机之间抓住紧凑型轿车和节能技术等关键环节，形成竞争力一样，这个时机非常相像，如果抓住了，可能有比较大的突破。实现跨越式发展，这对我们解决石油安全问题十分有利。

　　第二个问题是零部件的政策问题，因为汽车产业的软肋是零部件，零部件问题解决的出路是个分工调整的方式问题。现在整车和零部件的纵向一体化程度太高，自我配套的这种分工体系没有根本的改变，造成了我们的零部件价格高、成本高、质量低，进而影响了整车的竞争力。这需要调整，需要一个新的分工方式，零部件能够分立出去的应该分离出去。在产业政策组织调整方面，我们一方面要鼓励兼并，另一方面要鼓励分立。就是要打破内部一体化的分工方式，形成建立在规模化基础上的大生产，形成零部件的大集团，而且中国在零部件的某些领域当中是有比较优势的。但是，由于我们的分工体系、分工方式的落后，导致我们比较优势发挥不出来。我想，零部件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需要在新的产业政策里面要突出、要解决。

　　第三个问题是行业管理方式的问题。我认为汽车产业已经到了从经济性管制到了社会性管制的时期，就是要建立社会性管制的体系，用社会性的管制替代经济性的管制。社会性管制就是说，从公众利益的角度出发，对汽车产品的安全、环保、节能等方面实行强制性的管理，对售后服务实行监管。我认为，一是产品的型式认证制度，汽车产业政策里面隐隐约约提了一点，但是没有很明确地提出来要建立产品的型式认证制度。二是要建立缺陷汽车的召回制度，是强制性的召回还是自愿性的召回需要再研究、再考虑。我认为，从维护公众利益的角度考虑，召回制度很有必要。三是社会性管制制度替代经济性管制，这是整个管理方式的变化，是行业管理方式的变化，不是简单的产品准入方面的政策。就是说，别再去审批了。管产品进入市场怎么进入法，别管企业的生存问题，至于这个企业和那个企业合资、这个企业有没有资本金拿出来？能不能赚钱？项目有没有前景？这不是经济综合部门要管的事情，应该用社会性管制替代经济性管制。我想产业政策应该把这部分明确出来。

　　第四个问题，要解决消费环境的问题。适应汽车进入家庭的大环境，同时要解决汽车产业发展本身和上下游产业关联中所产生的协调性的问题，还有汽车时代、汽车社会的到来，对汽车交通设施方面的要求是协调性的，要超越汽车产业本身。

　　我觉得汽车产业政策可能需要解决这四个方面的东西。如果还是回到靠审批性管制这种方式管理这个行业的话，甚至是进一步严格审批的条件的话，很可能把当前比较好的汽车产业的形势扼杀了。

　　要从管住企业转变为管住政府

　　记者：现在很多行业外的企业来购买行业内的企业，比如秦川奥拓又被人家买掉了，又一个15万辆工程出来了。而且，我觉得没有过量投资就没有平均利润，没有重复建设也不可能形成有强大竞争力的企业，关键是谁在重复建设。因此，似乎现在的政策环境似乎更适合汽车行业的发展。

　　冯飞：经济性管制，我认为是受到来自几个方面的挑战，一个是主体，也就是微观主体——企业预算约束机制发生了变化，过去靠政府财政投资，国有企业投资的时候，预算约束机制是软化的，靠政府的宏观调控部门来管，通过外部的控制达到预算约束的目的。在计划经济时期还很有必要，因为没有其他可约束的机制，就得靠政府宏观调控部门来约束。现在这个情况变了，第一个是非国有投资，它先天的预算约束就是硬化的，风险和收益是对等的，没必要由政府来管它了。第二个是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一成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机制一建立，国有资产约束的问题、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问题、投资风险的问题，由各级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来负责、来监控，而不是由宏观调控部门来管。第三就是政府投资缺乏预算约束，是一种非经济行为，而且地方政府往往能够突破这种经济性管制。除了地方政府的投资以外，这种预算的约束已经内部化了，由企业来做了，而不需要外部的政府宏观调控部门来增加预算约束了，而外部的宏观调控部门还难以达到内部约束的目的。

　　另一个方面的变化是，市场的自我调节和纠偏的功能出现了。就是一个投资激励机制的问题，过去的投资激励是一种非正常的政策性的投资激励，通过行政性限制、政策的稀缺，成为一种大家共同争夺的资源了，谁能够获得这个“准生证”，谁就能够在这个行业里生存下去，甚至可以赚大钱，甚至光有“准生证”的一个空壳企业还能够生存，它可以卖这个壳来生存。就是这种政策性的投资激励机制，造成的投资行为变成一种非经济行为，进入行为也是一种非经济行为。而现在来看，这种行为有一种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一种非正常的政策性的激励，而是一种市场激励、需求激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一种本质的不同。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变化的过程中汽车产业出现了一些投资热，我认为这正是高增长行业发育形成过程中一种正常的现象，去年汽车行业38%的增长速度，哪个投资家不会看好这种趋势、这个行业？它当然是一种正常的行为，而且也是我们一直所期待的一种行为。大家都来投资这种高增长行业，众人拾柴火焰高。

　　所以，我说在管理体制上要实现两个转变，一个转变是经济性的管制转变为社会性的管制，第二个转变是有市场准入，由管住企业转变为管住政府来放开市场，地方政府的投资严禁投资到汽车生产领域当中去。(本报记者管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