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的某一天，笔者去深圳一个“车管所”，不仅送名片、而且递上介绍信，想了解几个国产小汽车品牌车型在当地的上牌数、保有量。原以为在非常开放的特区，不会有多大的问题，结果遭冷遇，碰了一鼻子灰。“你凭什么权力要我们提供这些信息，我们有什么义务为你们提供这样的服务”。一股脑儿将笔者拒之门外。

　　也是几年前的一天，北美的一家市场调查公司来到笔者单位，商洽业务合作事宜，自然又联系到各类轿车上牌数的事，这家北美调查公司对此很感兴趣，而且很有信心。该调查公司一位年龄50出头的先生，曾就职于加拿大公安部主事车辆登记，他凭自身经验认为此事极有把握。他说，在加拿大，他就职的公安车辆登记部门，向厂家、向社会公布上牌数、保有量，是件非常平常的事情。我们说如果拿到数据，可以考虑合作。该调查公司到北京，他们拜访了我国公安部，高兴去，扫兴回。这个合作项目自然搁浅。

　　以后不少汽车厂家多次会聚北京，会商过此事，还是毫无眉目。各个品牌、各个车型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拥有量、不同时期的上牌数信息，对汽车厂家来说，确定自身产品的市场细分、认清区域市场的竞争态势、制定差异化的营销策略、确定市场份额目标，都是至关重要的。正因为如此，企业及其领导看重此事，当是题中之义。

　　此路不通，另觅他途。我们曾设想从车辆购置税征收部门，掌握当地当年各个品牌、各个车型新车增量；也曾设想从工商部门的交易税角度，了解当地当年各个品牌、各个车型的新车交易量，但这些设想都难以转化为现实。

　　突如其来的一场非典，加速了我国信息的公开化步伐。日前《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专家起草小组组长、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周汉华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在美国，向联邦政府申请信息的，95%以上是企业。而中国的企业还根本没有这种思想”。新设立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在公开征集对即将出台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的意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日前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要求务必一手抓好抗非典这件大事，一手抓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希望汽车消费政策早日出台，通过汽车消费拉动内需、拉动国民经济发展。汽车上牌数信息这块“坚冰”的解冻，又一次提了上来。政府有关部门能否趁此东风，给我国汽车业、给社会一个较好的回答，让我国汽车业几年来的夙愿得以实现。

　　●张伯顺